“核”你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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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内容摘录

俄乌冲突，持续升级。

当年美国在日本广岛、长崎，扔下两枚原子弹，助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有人戏称，这次俄乌冲突也有可能以核武器开启、结束第三次世界大战。

谈核色变。日本福岛的废水倒进了太平洋，正飘向全球各方。

原子核，除了产生热能外，还有辐射功能。其实，核能是清洁能源。和平利用核能，就是无碳行动，对于碳达峰、碳达标具有重大作用。

核，就在我们身边。好像人们喜欢晒太阳那样，适量地接受太阳的核聚变辐射，还有利于身体健康。我们爱吃的凤爪就是辐射过的；土豆、大蒜如果不辐照就会发芽；汽车轮胎经过辐照就能增加硬度和安全性；辐照过的电缆埋在地底下就不会劳损，被虫蛀；还有北京的“二锅头”经过辐照就有了“茅台”的品质；医院里的CT、磁共振、放化疗等技术都是核技术应用；抗击疫情，北京奥运，海关检测等都曾留下了“核”的身影……

让我们揭开“核”的神秘面纱，走进发生在老百姓身边的核技术应用故事，“核”你一起点亮未来。

 

研发：文武双全，迭代更新

 

在北京的西南郊，隐身着一个神秘的国家重要科研院所——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简称原子能院），它的代号叫“401”。

她的前身是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创建于1950年，是我国核工业的“老母鸡”。在这里走出了7位受到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表彰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 60余位两院院士。钱三强、王淦昌……随便一个名字，都曾在中国核科学史上熠熠生辉，鼎鼎大名。

1958年，我国第一座重水反应堆和第一台回旋加速器在这里建成，标志着新中国进入了原子能时代。原子能院在我国“两弹一艇”（原子弹、氢弹、核潜艇）研制攻关中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在当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高效发展核能、加强科技创新的新时代，原子能院不忘初心，牢记强军兴核的神圣使命，大力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四个一切”的核工业精神和“强核报国、创新奉献”的新时代核工业精神，以及“以身许国、敢为人先、严谨求实”的“四〇一精神”，以中国实验快堆、中国先进研究堆、核燃料后处理放化实验设施、强流质子回旋加速器四个大型设施以及十一大国家级（部委级）创新中心和重点实验室为新的科技创新平台，以国防科技、先进核能开发、核基础及共性技术、核技术应用及产业化为主要方向，把原子能院建设成为国防军工的重要力量、先进核能的技术主导、核基础研究的主要支撑、核技术应用的创新源头和核科技战略的思想源泉，全方位打造世界先进水平的核科技研究基地，建设现代富强文明、和谐美好的原子科学城。

拥有神秘代号，成为国家强大的安全基石，成为中国硬核力量最直接的体现，绝不是靠一句简单的口号。

这里见证历史，也创造历史。核工业人牢记使命，传承精神。

核技术应用研究所（简称核技术所）是原子能院下设的一个研究单位。在核技术所里，有一支被誉为“民工博士”的队伍，他们做得了科研，也打得了地钻，实验室里有他们认真讨论的样子，活动布置现场也有他们忙碌的身影。

文武双全，大抵说的就是“民工博士”队！

从2008年北京奥运开始，他们运用核探测技术，在核反恐和安保中不断优化和更新核安保设备，为国内各大重要活动、会议保驾护航。

在这一次次安然无恙的核安保工作背后，有着这支特殊队伍不为人知的付出以及全面的自我学习。“民工博士”的事迹又是如何被人传唱的呢？

这些故事，也许不足以惊天动地，不够气壮山河、轰轰烈烈，可这也正是他们的故事魅力所在，感人的品质、动人的瞬间都在那细水长流般的平实中。当看完这些故事之后，我们也许会有这样的感觉，除了钟表里的那个时间外，原来还有另一套由自己的故事所建立的时间系统。它不以年月日、时分秒切分，而是以一个瞬间、一个人或一段故事作为刻度。它们就像绵延的山脉群的山峰，人穿过记忆的迷雾，第一眼看到的就是它们，就是那些生命中至关重要的“寥寥数日”，就是那些惊艳灵魂的时光。

时间流逝，故事淡化，仿佛将把一切变成冰。所以需要记录，需要流传，如此我们才会发现，冰的下面，未来在涌动。

【北京奥运，安保伊始】

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发生了一个插曲。

一位观众在工人体育馆过安检时，X光机和金属探测安检门没有发出任何报警，但在通过一对不起眼的“隔离栏”时，警报声骤响，场面一度十分安静，唯有警报声显得格外不同寻常。

原来这位观众由于患病，曾在几天前服用碘-131放射性药物，恰恰就是这些微量放射元素让两根“隔离栏”发出了警报，系统的灵敏度可见一斑。

故事中的“隔离栏”就是原子能院核技术所这个“民工博士”团队研发的核安保产品——通道式行人/行李放射性物质检测系统。

当然，核安保领域是核技术应用的其中一方面，也是如今发展势头良好的领域。

在很多人眼里，核技术神秘而高深。其实，核技术早已融入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除了众所周知的核武器与核电应用，核工业领域还有应用广泛的轻工业，即非动力核技术应用（又称为同位素与辐射技术，简称核技术应用）。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曾指出：“就应用的广度而言，只有现代电子学和信息技术才能与核技术应用相提并论。”

伴随改革开放40年来的经济飞速发展、工业化进程加速推进，我国核技术的应用范围不断拓展，已广泛应用于工业、农业、医学、环保等领域，并在辐照材料改性、辐照加工服务、辐射技术装备、公众健康、公共安全、环境保护等方面形成一定的产业规模，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尤其在公众安全领域，X射线、γ射线、中子等探测技术已广泛应用于航空、铁路、海运、公路等客运和货运安全检查中。近年来发展起来的核磁共振、核四级共振等“指纹式”高精度检测技术，也具有广阔应用前景。

其中，大型集装箱/车辆检查系统是核技术在公众安全领域最成功的应用，已在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博鳌亚洲论坛等多项国际重大活动的安保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此外，融合了双能材料识别技术和螺旋CT扫描技术等尖端科技的CT型行李/物品检查系统，可用于探测固体/液体爆炸物、检疫性违禁品等多种类型的违禁品，并实现自动报警，具有更高的检出率和更低的误报率。

更常见的，则是在机场、火车站、地铁等公共场所都有安检仪的身影。它是借助输送装置将被检品送入X射线检查通道检测的设备。其工作原理与用X光诊断相似，当X射线穿过物品时，通过探测从物品透射出来的射线强度能反映出物品的结构信息。安检仪的辐射剂量有限，其两端进出口都有铅帘可阻挡射线。X射线只起透视作用，不会在透视过的物体上残留，不用担心它对物品的辐射影响人体健康。需注意，安检时切不可把手伸入安检仪中取包，会受到辐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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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尽管看似应用广泛的核技术充斥在人的生活中，可在中核集团首席专家、核技术所所长王国宝的眼里，中国核技术应用发展还远远不够。美国2009年在核技术应用领域的产值就达6000亿美元，占其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4%；而中国2015年的产值规模也才3000亿元人民币，相当于400多亿美元，仅占中国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0.4%。

“整整差了一个量级。”王国宝对这些数字，如数家珍。在每次跟团队的人或者学生说起中国的核技术应用，略显焦急的语气里，透露出他对核技术应用研究的热爱和追求。

正是这种对事业的追求，王国宝一直有一种时不待我的感觉，他不停地往前走，也推动着整个团队的进步——从一开始研究工业无损检测和辐照直线加速器，到耗时10年研究基于核四级共振原理的爆炸物检测技术，再到为北京奥运会集中攻关放射性物质检查系统……王国宝、曾自强、李永、郑玉来、刘超等这支核技术所团队一直秉持创新驱动发展的信念，始终不忘坚持科技发展、科技创新的初心。

2000年，他们开始了基于核四级共振技术方法探测隐藏爆炸物的研究工作。在漫长的技术攻关过程中，王国宝、何高魁、李兴带领着这支队伍，一步一个脚印地向前稳步迈进，先后解决并突破了微弱信号获取、自动调谐、数据处理等多项关键技术，研制完成了通道式爆炸物检测样机、大容积爆炸物检测实验样机、高灵敏小型爆炸物检测实验样机、邮件爆炸物探测系统、手提包爆炸物探测系统。

在这期间，为圆满完成这些科研任务，加班已经是他们工作中最平常的事情。付出终有回报，他们的辛勤工作换来了12项中核集团及以上科学技术奖，并且大部分研究成果已得到了应用。“这些研究是不断提升核反恐装备技术创新的源泉。看到成果能得到应用，为社会作出贡献，一切付出都是值得的。”王强如是说。

其中，邮件爆炸物探测系统和包裹爆炸物探测系统已成功应用于2008年北京奥运会反恐安检。这标志着基于核四级共振技术进行爆炸物检测向实用化迈进了一大步，填补了国内核四级共振技术在安检领域的空白。

早在2002年，在原子能院的部署下，核技术所就瞄准北京奥运会，开始研发核安保设备，立志为北京奥运会作出贡献。在先后进行了6次改型，制造出6个样品后，凝结了科技人员的智慧、心血与汗水的通道式行人/行李放射性物质检测系统终于研制成功。

并且，为响应北京奥运会“绿色奥运、科技奥运、人文奥运”的目标，王国宝和这支“民工博士”队将已经成型的放射性物质检查系统从技术和外观工艺上进行了大幅度创新。新研制的放射性物质检查系统从原先2米高的金色大门“变身”为仅1米高的两个黑色立柱，体积大大减小，外形与人们在机场、火车站常见的隔离栏相似，公众甚至意识不到这是一套安检设备，可一旦有放射性类物品通过，监测器半秒内就会自动声光报警，并显示剂量值。这种无感检测，在大幅度压缩检测设备体积的同时，新系统的各项技术指标仍保持原有的水平。由于其高灵敏度和准确度，以及体积小、操作简单等优势，该系统在北京奥运安检设备的招标中脱颖而出。

“包括鸟巢、水立方在内的所有竞赛和训练场馆，还有奥运村、奥林匹克公园公共区、奥林匹克大家庭饭店等，都配备了我们的核安保设备。”王国宝介绍，“我们一共提供了300多套设备，整个奥运会召开期间，无一出现任何故障或误报现象。”

这些核安保设备得到了北京奥组委、奥运安保部门和北京市公安局的好评，它大大提高了安检工作的准确性、可靠性和人性化，被誉为“明察秋毫的‘核警察’”，并被第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科学技术委员会授予“科技奥运先进集体”称号、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和北京奥运经济研究会授予“2008年卓越贡献奖”、中国国防邮电工会授予“工人先锋号”。

走过艰辛的研究、设计、试验之路，原子能院在持续坚持技术改进的同时，不断向高、新、尖发展，自主研发了多系列、多型号核安保探测设备，包括：行人/行李放射性检测系统、车辆放射性检测系统、（便携式）核素识别仪、爆炸物检测系统、固定式核辐射安全监测系统、复合安检门等，在我国乃至世界核安保领域中已占有一席之地。

“当为北京奥运会提供的300多套设备摆在车间里进行检测拷机的时候，那些灯一起闪烁，质量办主任李莉现场指导检查并出具合格证，这些场景让我很受触动。”虽然距离北京奥运会已经有12年之久，但谈及此事时，王国宝的言语中仍然透露着激动和欣喜之情。

“要么不做，要做就做好。”这是王国宝对团队的要求，也是自己的工作准则。正是在这种精神的鼓舞下，这几年来，他带领核技术所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成就，研发了10余种各类核探测应用产品，并广泛应用于各大活动和赛事，仅2019年就承担了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国际篮联篮球世界杯、第二届全国青年运动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第一届到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出口博览会及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等大型活动的安全保障工作，为核安保事业作出了贡献。此外，核技术所自主设计研发的直线加速器装置也广泛应用于食品、医疗、材料、海关检疫等行业领域，并出口到土耳其、泰国等国家。

值得一提的是，2017年，核技术所主导制定的我国第一个通用核仪器领域国际标准《工业无损检测用电子直线加速器国际标准》由国际标准化组织国际电工委员会（IEC）正式发布。这个标准的制定，向世界展示了我国核技术应用领域取得的巨大成果，对原子能院无损检测用电子直线加速器走出国门影响深远，也为中核集团建设世界一流核科技创新集团奠定了基础。

如今，回顾核技术所在核反恐和安保方面的历程，北京奥运会无疑是中国核安保介入大型活动真正零的突破，是中国在大型活动和赛事上核安保的伊始。这一系列核技术的应用与进步，离不开“民工博士”队伍中每一个人孜孜不倦的努力和毫无怨言的付出。之后中国的核技术在核反恐和安保中的运用，从无到有，由弱到强，而安保设备也不断迭代更新。

十余年来，原子能院的各类核安保产品被广泛应用于机场、国内活动，以及多个重要公共领域，有效保障了公共场所人员的安全。作为科研国家队，原子能院一次又一次彰显了应尽的责任和雄劲的实力。

【安全卫士，文武载道】

从北京奥运会到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核技术所团队研制的核安保探测系统始终是这些大型公共活动赛事安检的第一道防线。

这道防线的背后，是“民工博士”团队从研发、生产、调试、安装到维护一条龙科研和服务的坚守。他们是做得了科研的博士团队，也是扛得了电钻的“民工”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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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支队伍每一个人的背后，都有着各样感人至深，甚至啼笑皆非的故事。

现任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核技术应用研究所66室主任、党支部书记，于2019年10月荣获中核集团劳动模范荣誉称号的王强，其身上的故事，大抵是三天三夜都无法说得完的。1986年从兰州大学毕业后来到原子能院工作，王强主要从事核反恐与安保设备研发工作，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这一“从事”，就坚持了30多年。

谈到自己从事核反恐与安检工作的机缘，王强从21世纪初震惊世界的“911”恐怖袭击事件说起，“这起事件反映出规模庞大的国际恐怖组织倾向于进行超大规模的破坏行为，为有效防范核恐怖袭击，我们在2003年开始研制防范核恐怖主义袭击的核安保装备。特别是我国申奥成功后，为我国的核安全与核保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抓住机遇积极与主管奥运会安保工作的北京市公安局沟通，北京市公安局领导也十分重视核安保工作，此后我们就开始为北京奥运会的核安保工作专门研发了行人、车辆放射性物质检测系统和中子检测爆炸物系统。”在此之后，王强便带领团队投入核反恐安检产品研发中。王强的目标不仅仅是完成科研任务和项目验收，而是要把科研成果转化为实用化产品并应用于市场，将核技术应用到国民经济生活中去。

王强带领的团队在工作中十分注重创新。在安检产品的应用过程中，王强积极主动与用户沟通，了解需求，不断完善产品，使产品不断升级换代。他们研制的核安保产品不仅外观新颖，而且灵敏度大幅提高，得到了安检专家们的高度肯定。

在团队中，王强作为引领者，充分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在核安保产品的研发中作出了突出贡献，为推动核技术在核反恐与安检领域中的应用发挥了重要作用。他秉持初心，坚守一线，勤勉敬业，为我国的核安保事业保驾护航。

从2008年北京奥运会起，王强团队研制的行人与车辆的核安保探测系统成为了大型公共活动赛事安检的第一道防线，此后在上海世博会、G20杭州峰会、“十九大”、“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厦门金砖五国会议、中非合作论坛、国际篮联篮球世界杯、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和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等这些大型国际、国内活动中，都会看到王强团队研制出的各类核安保产品。

把科研成果转化为实用化产品并应用于市场，将核技术应用到国民经济生活中去。一句简单的话，是目标，是理念，更是初心，它需要的是数十年如一日的坚守。

数十年来，王强团队研制出的核安保产品不仅为重大活动的核安保工作保驾护航，还应用到人民大会堂、国家大剧院、民航等多家单位，并出口坦桑尼亚、乌干达。他们先后租售设备1800余套，创造产值1.2亿元，获得了较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我们的核安保产品之所以取得如此成就，就是凭借着三个方面，第一是具有一个勇于创新、吃苦耐劳的团队；第二是技术的不断创新；第三是产品的稳定性、安全性和有效性使用户放心与安心。”面对自己团队取得的成绩，王强这样解释道。

可是，谁能想到，这样一个带着团队往前冲的领导，他的心脏，装着5个支架。靠着这些支架，心脏才如正常一样，强有力地跳动着。可他从没有因为身体的原因而对工作有丝毫懈怠。作为一名党员，他无私奉献，身先士卒，带领团队克服困难、风雨无阻地按时完成了多次重大活动的核安保任务。三十余年的工作中，王强先后获得原子能院劳动模范、2015年度先进人物、党员“先锋旗帜”、“感动原子科学城人物”等荣誉称号，但相比这些个人荣誉，他更多提到的是团队的荣誉，“这些都是我们团队做的事情”。

随着原子能院研发的核反恐和核安保设备逐步走向市场，这支研发团队的成员们又学会了一项新的技能——设备的安装调试。有时在设备安装现场，面对时间紧、任务重，但安装维护人员紧缺的问题时，包括李永在内的许多科研人员都会撸起袖子一起干，在研发工作之余还学会了打钻孔、装设备。

2015年福州第一届全国青年运动会期间，设备刚安装完毕后，福州市就遭遇台风“杜鹃”登陆。同事考虑王强身体因素，劝其不要冒雨前往现场，王强仍坚持带领几名工作人员冒雨对每台设备利用沙袋进行加固。台风过后很多大树都连根拔起，但核安保设备安然无恙。

“正是这些看似没有技术含量的点滴工作，在甲方看来却体现了我们的责任心和严谨求实的精神，这也是我们在市场竞争较为激烈的情形下能连续服务大型活动核安保工作的法宝。”

在2019年7月初，在第二届全国青年运动会即将召开之际，王强晚上9点多获悉第二天上午8点主管安保工作的山西省主要领导要了解核安保情况，他连夜驱车奔赴太原，到达时已是凌晨4点，稍作休息后便向省领导汇报核安保方案，得到省领导和与会专家的高度肯定。

2020年11月5—10日，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简称进博会）在上海举办。原子能院核技术所为进博会提供了近百套核安保设备，这也是原子能院连续三次服务进博会的核安保任务。

原子能院放射性物质检测系统在前两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核安保工作中安装运行稳定可靠，使用便捷，并且技术支持与服务多方位、全流程专业化，赢得了组委会专家的充分肯定和信任。为确保第三届进博会核安保任务顺利完成，核技术所精心组织，对所有设备进行严格测试，确保其有效性。从10月25日开始，原子能院对提供的行人放射性物质检测系统进行了安装调试，并陆续开展相关培训。采取全面防护与重点防护相结合的安检手段，为进博会提供辐放射性物质安全监测解决方案，覆盖上海国家会展中心、停车场等区域，设备类型包括行人放射性物质检查系统、车辆放射性物质检查系统、手持式核素识别仪等。

每次重大活动期间，原子能院都派出多名技术人员，提供全天候快速专业技术支持与服务。院所两级领导也非常关心现场服务保障人员,院长万钢,院工会主席张和平、李立强及所党委书记王奇志、岳维宏、龙利等领导屡次前往现场慰问，暖了心，鼓舞了斗志，激发了努力做好服务保障的热情。

据了解，十余年来，原子能院的各类核安保产品被广泛应用于大型国际、国内活动，以及多个重要公共领域，有效保障了公共场所人员的安全，在全世界都具有良好口碑。2019年，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在中国设立了首个协作中心——核安保技术协作中心。作为其依托单位，原子能院通过协作中心把我国在公共活动的核安保实践与经验，向各成员国分享，共同提高大型公共活动的核安保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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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提及成就时，王强从不会提及个人，他的话字里行间都在说着“团队”“我们”。“取得的这些成就是与我们团队辛勤的付出分不开的。”为按时完成大型活动核安保装备的安装任务，王强多次带领同事冒着酷暑，每天工作十多小时，连续工作数天，他们的团队也被很多人戏称为“民工教授”和“民工博士”。

团队中的刘超，也算是一个经历过生死大场面的人了。为何如此说？刚刚新婚不久的他，正是你侬我侬之时，却被派遣到乌干达进行安保设备的安装和维护。

时值乌干达战乱之期，刘超晚上在房间里，闭门不出，即使半夜躺在床上睡觉，耳边仍然响着枪声。面对动荡的时局和战乱，为了确保刘超的人身安全，乌干达政府派出了几名精英保镖，随行跟着。

“虽然当时在那样环境下，心里慌肯定是有的，可每次出行带保镖，还是头一次，这感觉就像自己是个大人物似的。”刘超说起这段经历，仿佛意犹未尽。

而在他身上所发生的事情，还有更加匪夷所思的。

一次活动，刘超正挥汗如雨地安装着减速带，将电线一根根整理好装进减速带，以防电线被压坏。当他沿着走线专心致志地安装着的时候，许是人高马大的他靠近草坪，吓坏了蹲在草丛中的一只流浪狗。这狗看着这人一点点靠近自己的领地，二话不说，干脆利落地在刘超腿上咬了一口。起初，他尚未反应过来，当他意识到小腿处传来的剧痛时，才大声呵斥，引起其他同伴的注意。一时间，大家立刻围拥上去，做好紧急处理后，将刘超送去医院救治。

团队的小伙伴们调侃地回忆着这事，而刘超却摆摆手，没什么好说的，这事多没面子啊。可正是在他们眼里觉得“没什么好说”的事情，才最能体现这个“民工博士”团队的不易和艰辛。

由于白天交通要道不允许、时间紧迫等种种原因，安装核安保设备的工作都是安排的晚上甚至深夜的时候。没有照明灯光的情况下，李永、刘超等团队的每一个人想方设法解决眼前一个个困难。没有灯光，那就将运货的汽车开得近一些，打开车灯，当照明设备打光，而这支“民工博士”队伍就趁着这样有限的光明条件下，抓紧时间铺电线、减速带、立设备等。

有时，经过一夜的奋战，稍作休憩之后，就打起精神继续干活。尤其团队里，有些是女生，可在工作面前，谁也不输给谁。有女同志实在太累，前一秒钟还在津津有味地吃着盒饭，后一秒钟身边的人跟她说这话，扭头一看，竟然已经呼呼睡着了，手里的盒饭和筷子却还稳稳拿着。

即使偶尔不在深夜安装，也是在40℃高温的半下午争分夺秒地安装。一次室外地面温度已然超过40℃，郑玉来和李永两人分工合作，一人打伞，一人负责安装设备。由于天气炎热，郑玉来便将长裤挽起一截，而后便全身心地开始工作。强烈的太阳，炙烤着大地上一切，人在其中，大汗淋漓，而地面却冒着热气。

当郑玉来完工回到休息处，歇下来喝口水，擦把汗，终于缓过神来后才蓦然发现，这卷起裤脚的一截小腿，竟然晒红晒伤了，还隐隐作痛。李永看着郑玉来被折腾得这通红一块，无奈地说：“我这打伞，挡了上面，挡不住下部分呐！”

在李永身上，亦是有着这股拼劲。

2014年，核技术所研制的安检产品成功中标南京青奥会。此次任务中，核技术所配备了精干高效的生产、调试和保障人员，为青奥会30多个场馆提供了200多套安检装备和赛时的保障服务，李永全程参与。据当时一起工作的同事回忆说，8月的南京每天都是桑拿气，在高温闷热的恶劣环境下，李永冲在最前面。货物装车时，他就站在无窗的车里指挥大家，在这样的工作条件下一站就是几个小时；现场安装时，20多天接近40℃的高温天气里，一个曾经坐在办公室的笔杆子博士竟然也学会了蹲在地上打钻孔；设备现场调试时，没有椅子，他便常常蹲在地上工作……

不仅深夜环境，或者高温天气，如果设备安装完成之后，又遇到暴雨、台风的天气，他们还必须加固设备。

遭遇暴雨的时候，即使全身淋得湿透，也得在仅有的时间里赶快把设备都安装好。

台风天气的时候，一阵大风刮来，不知谁大喊：“遮雨棚被刮跑了！”大家立刻扭头一看，幸好幸好，设备还安然无恙，稳稳当当地屹立在进口两边。

而让所有人印象深刻的，则是王强每次在大挂车从仓库出发前，总要亲自再仔仔细细检查一遍，看看是否有遗漏的装置，看看该固定的东西是否固定了，免得长途跋涉过程中，有什么碰撞或损坏，导致设备或装置不能使用。

“确认设备是否被固定好，别看是个不起眼的活，但一定要再三确认之后，我才放心地走。因为像我们这种安装，现场是不等人的。一旦设备有损坏或碰撞，就会耽误整个活动的安保工作。”对于这个，王强一再强调，领导不就是要多干活的吗，不就是所有团队里最后的兜底吗？

正是因为王强心里时时有团队，而团队里的每一个人又都懂得王强的付出，所以每次在讲起出征一次又一次的活动时，他们彼此谦让，彼此鼓励，互相肯定，互相认可。

十几年出征经历，“民工博士”队在从装货、放置、固定再到最后现场的卸货，一系列的安装流程，也不断优化，从原先要几个小时，熟练到只需花半小时即可完工。这么多年，不仅设备在更新换代，他们的安装方案，也在不断优化。

从车辆检测设备安装，行人检测设备安装，到减速带固定、走线固定，“民工博士”队从手忙脚乱地安装，到逐渐熟悉，如今已然是配合默契，可行云流水般完成这安装工作。

在每次的现场作业时，王强也总会提醒大家，要注意安全，万事以安全为上。在他看来，毕竟是“博士”出身，打钻等这些现场安装工作，也是从门外汉开始学习，在这过程中，小心为上，诚然也是必须的。也正是王强时时刻刻的唠叨，团队人对此的牢记，十几年来，没有发生过一起安全事故。

“民工博士”队每次遇到活动赛事，几乎都是倾巢而出，总是冲在一线，义无反顾。

除了研发和安装，他们还从事了生产、调试的工作。当研发结束，若顺利进入生产阶段，他们还需要选择原材料，选用器件。而为了保证设备使用的持久性，一般都会选用最好的材料来进行加工和生产。

像这样的故事在“民工博士”团队的工作中不胜枚举，但在他们眼中却是最平常不过的工作小事。

他们奋斗在科研、生产和经营一线，埋头苦干，文武双全，是核安保工作的“护航人”，也是活动的安全卫士。自2008年北京奥运会核安保伊始，经过十几年的岁月的沉淀和经验的积累，如今的“民工博士”队在核安保的研发上，进入了厚积薄发的时期。无论是在科研上，还是人才培养上，累累硕果不断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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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紧抓，硕果初现】

在“民工博士”这支团队中，有这样一个80后，多年的工作经验已经让他褪去了最初的青涩，成长为岗位上的中坚，因为在工作中是个十足的急性子，所以也常常被同事们叫作“李大侠”。这位“李大侠”就是李永，核技术所核反恐与核安保研发团队的青年技术骨干。2015年，他入选了核技术所青年拔尖人才，同时带领的团队不断发展先进核探测数据处理技术，设计和研发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安保辐射探测创新产品，已在人民大会堂、国家大剧院、2014年南京青奥会、2016年G20杭州峰会、2017年“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等重要场所和重大赛事中成功应用。

2002年，李永大学毕业后来到原子能院攻读硕士研究生，毕业后便留在了核技术所工作，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牺牲业余时间到研究生部授课。十多年来，他在这里经历了从学生到科技工作者和老师的角色转变，也尝试了从理论研究到应用研发的重心转移，但一直不变的，是他在科研工作中的踏实进取和对科研梦想的执着追求。

起初，李永所从事的工作主要是理论研究，这是一项基础研究工作。

众所周知，理论研究枯燥乏味，需要广泛阅读各类文献资料，不断更新国内外最新的相关理论进展，确定研究方向并展开理论方面的具体研究。在从事理论研究的那段时期，李永参与了多项国家自然基金项目，和老师合作提出了统一混合网络理论模型，并展开了相关特性及应用研究，合作发表的文章曾经蝉联入选2012年和2013年“中国精品科技期刊顶尖学术论文领跑者5000”。

出于工作需要，2011年，李永逐渐将自己的工作重心由理论研究转向应用研发，开始参与到核反恐与核安保产品的研发当中。对他而言，没有应用研究的相关工作经验，他所接触到的每一个名词、每一个部件、每一项工作都是全新的挑战。为了能够尽快融入这支研发团队当中，李永不断学习资料，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去补习相关知识。凭借着他自身刻苦钻研的学习精神和脚踏实地的工作态度，很快他便熟练掌握了新岗位上所需要的业务内容和基本技能。

作为核反恐与核安保研发团队的青年技术骨干，李永带领团队成功设计和研发出了通道式行人/行李放射性物质检查系统、复合安检门、带有核素识别的多功能安检门、车辆高灵敏放射性检测系统等多款核反恐和核安保产品。

2014年，李永参与研发的通道式高灵敏核材料检测系统通过了出厂调试，但在运抵四川现场后发现设备参数出现了不稳定的问题，那段时间，李永在北京与四川之间往返多次，通过仔细分析测量数据和反复排查设备本身的问题后，李永发现是当地的气候因素导致设备不能满足实际的检测需求。于是，他立即调整了设备的检测方案，也使得设备顺利通过了当地的验收。

工作中的李永是个“一根筋”，在遇到难以攻克的问题时，他总会想尽各种办法去解决。比如在多功能安检门的研制过程中，李永主要负责数据的接口、控制、处理与显示工作，全新的软件学习，硬件的安装调试，全靠他自己来想办法。曾经有一个软件接口的故障导致系统当机的问题一直困扰着他，经过半个多月多方面的逐条分析调试，难题才得以解开，这半个月，他几乎是没日没夜的工作。最终，研发的软件系统顺利通过了权威部门组织的软件测评。大家也常常笑称：“李永的爱好只有工作，单位就是他的家。”

在开展研发工作的同时，李永还投入到多项科研项目的研究当中，如国家科技部支撑计划、中核集团龙腾2020重点科技专项、国防预研项目等，在项目中承担了大量重要的工作。他个人也曾获国防科学技术进步奖2项、中核集团科学技术进步奖2项、原子能院院级奖励11项，因工作突出,获中核集团2016—2017年十大杰出青年称号。

谈到核技术应用的市场前景，李永说，他们一直都在积极参加IAEA等相关的国际会议，通过了解国外核安保技术的发展现状，不断改进技术，提高我院核安保产品的研发技术水平，以此来顺应时代发展，满足用户的需求。

回顾核安保设备的发展历程，探测适用性的快速应变，技术的增强与突破，从单一到多元，从有线传输到无线传输的可移动型，设备的更新经历了三代，如今核技术所团队正在研发第四代安保设备，与时俱进，以智能为核心，确保研发与生产出保障到位、服务到位、质量到位的第四代设备。

“如今这一代的设备，是在原来基础上完善的，也是逐步摸索的，具有非接触、报警醒目、可靠性高、阈值可调以及无线传输的优点。它比之前的更灵活。”在说到这一代设备，王强简单明了地说出了设备的优势。

身为科研人员，也许核技术所团队每一个人都不会想到，自己的工作竟然会和这么多重大活动产生“瓜葛”。

从2000年开始，核技术所开始将核军工技术移植到反恐设备的研发应用。

2008年，核技术所研制的反恐设备迎来大规模处女秀，在当年举办的北京奥运会上，NQR爆炸物检测系统、放射性物质检查系统和高灵敏快速识别反恐核侦察车共计430余套反恐装备，为奥运会多个场馆和宾馆提供安全保障服务。

“我们注重‘量体裁衣’式的定制化创新。”王国宝举例说，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现身的行人/行李放射性物质检测系统，是核技术所最早研发的核辐射探测装置，2002年研发成功，2003年即被投入使用。与最初的模样相比，论坛上现身的系统变得小巧了许多，而外形则变得“普通”了许多。

回想在2008年之前，大型活动的反恐设备多来自国外，国产反恐设备参与国际大型活动的场合也不多。可目前，核技术所已建立了科研样机—正样机—实用化产品—定型产品的产业链，陆续研发了反核恐怖、反爆炸恐怖、反生化恐怖三个领域的系列反恐装备，为国家级以及世界级重大活动提供了行人放射性检测系统、车辆放射性检测系统以及核素识别仪等近百套核安保设备。

“当前，国际恐怖主义不断升级，恐怖活动已对世界和平、经济发展乃至人类文明构成威胁和挑战。随着核技术应用的发展，利用该项技术进行反恐安检在全世界的社会安全领域起着越来越关键的作用。”在王国宝看来，作为科研院所，要努力带动核探测应用技术整体水平的提高和持续发展，加快提升我国防范核与辐射、爆炸等恐怖袭击的技术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为巩固我国的核大国地位贡献一份力量。

如今，王国宝和团队正在推动将核反恐安检产品向智能化和信息化方向发展，比如通过自动识别技术的研发，让设备自动识别是何种核素。

“我们基层科研工作者越来越有成就感。”李永说，“国家现在十分重视核安保，作为核安保设备的研发者，我们将致力于先进核技术应用研究，大力研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尖、新型核反恐安保设备，为国家和人民安全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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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和研发，2016年，原子能院核技术所作为G20峰会核安保设备承包方，圆满完成了G20峰会的核安保任务，为西湖景区安保圈18个出入口安检点提供了50余套行人/车辆放射性物质检测系统和安保产品，得到了主办方的肯定。

为满足G20对安保任务的高度要求，保障此次峰会平安召开，G20峰会召开前夕，现场工作人员冒着38℃的酷暑、顶着烈日连续奋战，对原有产品进行了从硬件到软件的升级换代，按时完成了全部设备的安装、调试，安排专业技术人员分15批次对浙江省公安部门近400名负责人进行了相关培训。G20峰会召开期间，核技术所配备了6名专业技术人员提供24小时巡查服务，确保会议期间所有安检设备的正常运行。

原子能院核安保设备运行稳定、可靠，服务保障团队高效、专业，得到了主办方的高度认可。这是原子能院继2008年北京奥运、2010年上海世博会、2013年南京亚青会、2014年南京青奥会、2015年第一届全国青运会等大型活动后又一次圆满完成的重要核安保任务。

2020年6月11日，核技术所团队自主研制的移动式X射线背散射车辆违禁品检测装备、X射线透射和背散射一体化包裹违禁品检测装备，依据国家相关标准，顺利通过国家安全防范报警系统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和公安部安全防范报警系统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的现场检测，标志着相关产品已具备商品化能力。

这两款核反恐与安保装备是运用原子能院多年积累的透射与背散射成像技术研发的新型产品，突破了X射线扫描方式构建等关键技术，具有自主知识产权。

其中，移动式X射线背散射车辆违禁品检测装备为开放式、移动式，采用车载移动式检查技术，可对静止或行驶的集装箱及车辆进行快速静默检查，确认其是否藏匿爆炸物和其他违禁品。整个检测装备集成在车辆上，操作台置于驾驶室以方便操作和控制，性能指标达国际先进水平。

X射线透射和背散射一体化包裹违禁品检测装备可对包裹中隐匿的刀具、爆炸物等违禁品进行快速、有效检测。采用单X射线源的复合检测技术，集封闭式双能级X射线透射成像系统和背散射物品成像于一体，是国内外首次采用一个X射线源在不降低透射检测性能指标的前提下，同时完成背散射检测的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核技术目前广泛应用于核反恐与安保领域，其中X射线透射技术是安检设备常用的检测技术，而背散射技术能弥补透射技术不易发现爆炸物等违禁品的局限，市场应用前景良好。

经过多年在核反恐技术领域深耕细作，原子能院的核安保设备在我国乃至世界的安检领域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核反恐设备及服务进入军事领域以及民航、海关、铁路、城市轨道交通等公共领域;已有三种核反恐安检产品出口到坦桑尼亚、乌干达等国家，供维和部队使用，为保障国际社会的安全贡献力量。

【助力国际，走向世界】

2019年9月10日，国家原子能机构主任张克俭和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代理总干事费鲁塔，在维也纳共同见证“中国国家原子能机构与国际原子能机构核安保技术协作中心”合作协议签署。根据协议，国家原子能机构将依托国家核安保技术中心与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两家技术支持单位，与IAEA共同设立核安保技术协作中心。这是IAEA在我国设立的首个协作中心，将通过开展核安保技术研发、设备测试、人员培训等合作项目，为机构和成员国核安保技术发展和能力建设提供支持。这是中国与世界各国开展核安保合作的新里程碑，对扩大中核集团和原子能院的国际重大影响力、巩固我国核大国地位，推动核安全、核能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核安保技术协作中心建立与运行后，原子能院将以该协作中心为平台，在核安保探测应用技术的研究、开发、测试和评估，以及经验分享、支持合作、交流培训等方面开展工作。例如，作为代表，李永曾参加了国际核技术研讨会议，及时了解当今世界先进、前沿的新技术；协作中心成立后，继续向IAEA捐赠核安保设备，并应成员国的要求提供了技术支持。

同时，核安保技术协作中心的创立，也让中国在国际舞台上书写大国的担当。

“尊敬的薛博士，我们对贵研究院从事的进一步加强探测能力的研发工作深感敬佩。在此我们愿意书面表达2012年通过IAEA核安保处捐赠放射性物质检测系统的感激之情……通过该设备的援助，我们已经受益。”2019年3月，原子能院院长薛小刚收到马来西亚核监管局总干事Datuk HamrahMohd Ali先生发来的感谢信。

信中提到的放射性物质检测系统，便是原子能院在2012年向IAEA捐赠的3套核安保设备。它们被用于国际核安保会议的核安保服务，并于2016年被IAEA转赠给马来西亚原子能许可委员会，应用于东南亚运动会等大型公共活动的核安保中，为保障国际社会安全贡献了力量。

这并非原子能院第一次向其他国家提供核安保服务。早在2002年和2008年，原子能院就分别向柬埔寨和阿富汗出口4套集装箱检测系统；2012年和2016年，分别向坦桑尼亚和乌干达等国家出口便携式核素识别仪、多功能安检门、放射性检测系统共40余套，供维和部队使用。

一直以来，原子能院努力推动核安保技术和设备“走出去”，每年都会利用产业基金支持核安保设备的开发，并与IAEA长期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一方面，原子能院积极参加IAEA核安保相关技术会、核安保大会等，跟踪国际前沿状况，同时介绍原子能院在核安保探测领域的研发成果与应用业绩，扩大原子能院影响力。另一方面，通过捐赠设备，原子能院与IAEA建立了更为紧密的合作，从而展开了更加广泛和全面的互动。

“这样可以让国际上更多地了解我们所做的工作，既展示了我院研发能力，同时又协助IAEA支持其他成员国开展核安保工作，为国际核安保事业贡献力量。种种这些，都为后来申请IAEA协作中心打下了良好基础。”王强说。

2016年，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国际第四届核安全峰会上提到国际核安保体系建设中的中国作用时，强调中国是大国担当，鼎力支持国际合作，为提升全球核安保水平作出独特而重要的贡献。这更加坚定了原子能院推动我国核安保探测技术走上国际舞台的信心。

2017年10月，IAEA副总干事兼核科学与应用司司长Aldo Malavasi先生访问了原子能院。座谈期间，原子能院专门安排了核安保探测技术在内的核技术应用及产业化情况介绍，并带其参观了部分实验室。

听完介绍，Aldo Malavasi副总干事充分肯定了我们在核安保探测技术领域所取得的成就，建议原子能院在该领域加强与IAEA协作。他说：“你们在核安保探测领域有这么强的技术优势，能不能跟IAEA进行合作？”在王国宝看来，此次交流是一个很好的契机，促成了双方将核安保技术协作中心的建立列入未来的合作方向。

何为核安保技术协作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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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项计划发起于2004年，IAEA与指定的成员国单位进行协作，旨在促进全世界核技术的实际使用，并帮助IAEA实施其自身的计划活动。截至2018年，全球在运行协作中心共30个，而中国尚未有实际运行的协作中心。

毫无疑问，如果原子能院能够加入核安保技术协作中心计划，将对提高我国核安保技术研发和创新能力、建立我国与IAEA长远合作机制、强化在IAEA的话语权、拓宽我国核技术应用领域国际应用、体现中国大国担当具有重要意义。

毫无疑问，这是中国原子能院，乃至中核集团厚积薄发所成就的中国首个协作中心。在这“迸发”的背后，离不开许多人的付出，他们的名字必然将载入核技术应用发展的历程。

中核集团对于建立核安保技术协作中心高度重视。2018年4月，中核集团组织代表团赴奥地利就核安保技术协作中心事宜开展交流，并分别拜访了IAEA有关官员。

“拜会Aldo Malavas先生的时候，他拿出一张世界地图，指给我们看，哪些国家已经建立了协作中心，这上面没有中国。他明确表示，支持中国建立核安保技术协作中心，希望中方利用自身的优势，参与到协作中心计划中。”王国宝对于当时的场景，记忆犹新。

2018年5月和9月，IAEA技术官员先后两次到原子能院进行考察，实地访问了核技术所实验室，观看了核安保设备现场演示，听取了技术人员的介绍和讲解。他们对原子能院核安保探测技术高度认可，双方明确了推动建立核安保技术协作中心的意愿。

按照协作中心申报流程，与IAEA对接的是我国国家原子能机构，因此协作中心的推进需要从国家层面进行。申报工作进行得很快，从原子能院到中核集团，到国家原子能机构，都做了大量的工作。

2019年4月4日，我国常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团向IAEA发函，提议由我国国家原子能机构建立核安保技术协作中心，原子能院与国家核安保中心作为技术支持机构。IAEA迅速做出回应，建议5月6—9日在维也纳IAEA总部召开会议，对中方的提议及具体工作计划进行讨论。原子能院核技术所李永参加了这次会议。

“IAEA对于协作中心成立的必要性、申报单位相关的研发能力、双方合作领域与合作计划等都会进行讨论与评估。对我们而言，明确IAEA的需求是难度最大的。因为只有让IAEA确定，原子能院能够满足其实际需求并配合其开展工作，我们才能获取IAEA的支持。”

2019年6月21日，IAEA批准了选定中国国家原子能机构在核安保技术领域为IAEA协作中心的提案。从正式提出申请，到成功获得批准，整个过程只有短短两个多月。

“现在回过头看，申报过程还算比较顺利，很大程度也是因为我们的实力确实受到国内和国际上的认可，认为我们的技术、产品走在了国际前列，并且在未来有能力更好地协助其他成员国持续提高该领域的能力。”王国宝如是说。

勇者无畏，赢，则需要实力。光芒背后，是原子能院几十年的修炼。

如今，核安保技术协作中心已然正式成立，作为中国第一个IAEA协作中心，这既是成绩也是新的起点。

未来，在国家原子能机构和中核集团的指导与支持下，原子能院将以该协作中心为平台，开展核安保探测应用技术的研究、开发、测试和评估；支持其他成员国制定和协调研究项目，并加强与其他成员国的经验分享；在IAEA核安保活动中提供技术支持；利用原子能院现有的核安保辐射检测专业知识、设备资源开展技术交流。

“我们一定会利用好协作中心这个平台，推动我国与IAEA成员国之间更多的交流，不仅让IAEA成员国更多地了解中国的先进核技术探测能力及相关研发产品，而且培养出一支国际化核安保探测技术专业队伍，壮大国际核安保体系和队伍的建设，提升我国乃至世界防范核与辐射、爆炸等恐怖袭击的技术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为国际核安保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真正体现大国担当。”王国宝信心满满，未来可期，拭目以待！

【薪火相传，培养力量】

一个团队，若想保有源源不断的活力，不仅业务能力要过硬，各方面的后辈传承和人才培养，亦是不容小觑。

管理体系上，核技术所现阶段已经完成部分同类专业的整合，能够更好地集中优势资源，更加高效率、高质量地完成核技术所内的工作。后续，核技术所将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优化权责体系，将管理工作不断细化。

在人才培养上，面对高端人才缺少的问题，核技术所将进一步强化创新型科技人才的培养力度和凝聚力，加强科技创新团队的建设，发挥好高层次人才的“传帮带”作用，使具有创新能力的科技人员、关键技术带头人在实际攻关中得到培养和提高。

有如对王国宝来说，在多个身份和称谓中，他最中意的反而是“导师”的称呼。

“这是一种责任，你需要对这些学生负责。当然，所长也需要负责，但导师与所长，两种责任不一样。对学生负责，就是对未来的一种负责。”王国宝意味深长地说。

回忆起自己参加工作的时光，王国宝说有两个人对自己影响很大。一个是王乃彦院士，作为中国核技术应用的领航者，王院士对核技术应用的热爱，要看文献里的文献的严谨科学家作风，对王国宝产生了重要影响。这种榜样的力量，使他耳濡目染。另一个，则是王国宝刚到原子能院时的老师陈文奎先生。

“陈老师知识非常渊博，思路也非常清晰，人品更是好得没话说。”提起陈老师，王国宝毫不吝惜赞美之词。陈老师身上的品格，“艺多不压身”的特质，教会了王国宝怎么做科研，怎么做工作，对他的成长起了很大作用，使得他从真空领域出发，不断学习、进步，最终成长为核技术应用领域的一名专家、一个合格的“老兵”。现在，王国宝又将这种学习的方式和精神传授给下一代学生。

“什么事情王老师都让我自己尝试着去做，我们永远不能局限于一个领域，要做一个‘多面手’。”王国宝的学生窦玉玲曾说到这一点。

杨京鹤对王国宝的教学方式甚是认同。回想起自己刚刚毕业的时候，老师就安排他参加一台加速器的组装调试工作，将完整的流程从头到尾地跟了一遍。“后来忽然有一天，小组里做讨论的时候，我发现他们说的我都能听懂。那段时间，我无形之中在实践里提高了很多。”

每隔一两个月，王国宝都会让学生们交一份学术相关的调研报告，他亲自批改，再和学生们一起探讨报告里存在的问题。对待学术，王国宝十分严苛，一点不马虎。对于学生的生活，他也格外关心，考虑周全。他会帮学生找房子，给学生做证婚人，这样的事情不胜枚举……但凡学生遇到困难，若他知晓，定会竭力帮助。

“在王老师面前，我们相处得就像家人。”学生窦玉玲如此形容。

作为所长，在王国宝的倡导下，核技术所开展了“青年人才拔尖计划”，每年对所里表现突出的青年人进行表彰，以激励更多的年轻人能够深深耕耘核技术应用研究这一块沃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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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练”，是杨京鹤对老师王国宝的总结，做事情从不拖泥带水，能用三句话说清楚的事，绝对不用五句话。“简练”两个字拆开，更是凝练了王国宝的人生信条：简简单单做人，干干练练做事。

作为所长，王国宝希望最终能建设出一支由中核集团首席专家、中核集团学术带头人、院级学术带头人和青年学术带头人、所级拔尖人才、有创新能力的科技管理人才等组成的高素质人才队伍。

“长大后我成了您”，新与旧从来不是交替，而是传承，传承的不仅是肉眼可见的技能，更是内在的品格、精神……

“凡是过去，皆为序章，砥砺前行，无愧于心。”这大概是核技术所整个团队最好的写照。在这种理念的引领下，团队先后完成了国防技术基础、预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龙腾计划等多个领域的17个项目，核反恐与核安保技术获集团及以上科学技术奖项12项，已授权发明专利8项，实用新型专利12项。这是一代代团队人艰苦奋斗的结果，是辉煌，也是核技术所得来不易的发展基础。

如今，核技术应用的发展深刻影响着世界各国的科技进步、经济发展和人民健康，已成为世界大国必争的战略制高点和优先发展的重要产业方向。核技术具有高度渗透性、产业关联性以及独特的技术优势，为自身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

西方发达国家通过政府扶持和市场拉动，已在核技术应用产业领域形成了关联度高、节能、高效、无污染的新兴产业。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核技术应用产值占GDP比重较小，产业发展潜力巨大、前景广阔。

近年来，我国核技术应用产业逐渐受到重视，已上升为国家重点支持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当前国防建设与国民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领域。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借助资本市场畅通的融资渠道以及国内外旺盛需求的牵引，在全球核技术应用蓬勃发展的国际环境下，随着核技术应用新领域产业化条件日渐成熟，可以预测，我国核技术应用将继续保持强劲的发展势头，应用领域将不断拓展，应用规模将持续扩大。

未来，核技术将会更加广泛、深入地应用于农业、医疗、环保等领域，进一步推动我国核技术产业向标准化、集约化与国际化发展。同时，随着核技术与其他技术、产业及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交叉融合发展，核技术应用将给人们生活创造更多美好的改变，进一步造福人类。原子能院的核技术应用研究所将以现有工作条件为基础，紧紧围绕核技术发展需求，努力提升核技术应用的综合研究能力、系统集成能力，做好核技术应用发展的传承者、创新者与引领者。

 

抗疫：号角响起，竭力以待

 

金辉辐射，北京原子高科金辉辐射技术应用有限责任公司的简称，前身是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辐照中心，2001年以辐照技术产业作为母体转制成立北京原子高科核技术应用有限责任公司；2002年，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将同位素所产业并入北京原子高科核技术应用有限责任公司，扩大成立了原子高科股份公司；2004年8月原子高科股份有限公司为加强辐射技术业务的发展力度，又融资2700万元，成立了金辉辐射。

金辉辐射依托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的雄厚科技实力，秉承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的优良传统，以企业管理模式激励公司全体人员锐意进取、敢为人先。目前，金辉辐射拥有10MeV、20kW大功率辐照加速器和钴-60γ辐照装置，以辐照装置设计建造、辐照试验、辐射辐照产品加工为主要业务方向。辐照装置设计建造包括钴源辐照装置、辐照加速器等的设计建造；辐照试验，即材料考验服务及产品辐照质量检验，出具准确的剂量报告，满足相关需求；辐照服务，如辐射辐照产品的加工服务等。金辉辐射致力于辐射技术应用及相关科技领域的产品研发，以推动非动力核技术应用的产业化发展，最终实现经济效益的提升。

回顾金辉辐射发展历程不难知道，当国家防疫工作迫在眉睫之时，金辉辐射能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迎难而上，勇挑重担。仅在2020年2—5月这三个月时间内就完成了全国20%一次性医疗物资的灭菌任务，其中单单一次性医用防护服一类物资就达到217万余套。为表彰金辉辐射在疫情期间的突出表现，2020年9月8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授予金辉辐射“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集体”的光荣称号。

在中华民族迈向伟大复兴的壮阔征程中，多少慷慨壮烈、多少不屈不挠，每当危急时刻，总有人挺身而出，担当起中华民族在艰难中奋起的重任。他们虽然是一介凡人，不是力挽狂澜的英雄，但正是这些凡人比英雄更能代表这个时代。

嘘，他们的故事开始了！

【刻不容缓，临危受命】

2020年年初，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在湖北武汉爆发，并迅速蔓延至全国。一夜之间，各地各城封路锁城，各家各户关门闭窗，原本红红火火过春节热情瞬间熄灭，人人自危，谈“疫”色变。

1月下旬，随着疫情形势的日益严峻，各个地区新增病例急速上升，湖北武汉尤为突出。正所谓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全国各地、各类组织纷纷组建医疗队、志愿团连夜奔赴武汉。三军未动粮草先行，大批医护人员支援武汉之际，一批批医疗物资也提前发往武汉，然而无论是防疫人员所需的防护服，还是普通民众必备的口罩，在面对不断增长的需求时，供不应求。洛阳纸贵，各地频频传出医疗物资告急的消息。

一石激起千层浪。

医护人员奔赴抗疫前线，深入隔离病房，隔离衣、防护服、护目镜等就是“战斗的武器”；对于普通大众而言，口罩同样也是隔断传染的“保命武器”。然而，物资需求的增长、生产能力的不足、灭菌技术的落后，使得防疫物资的缺口不断扩大，一度造成混乱的局面。

面对日益严峻的形势，党和国家就疫情防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要求必须高度重视疫情，全力做好防控工作，各级党委、政府及有关部门要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坚决遏制疫情蔓延势头。

一时间，一场“与时间赛跑，与病毒抗争”的疫情防控狙击战轰轰烈烈地开始了。

“为了节省医用防护服，奋战在一线的医护人员尽量少喝水、少吃饭、少去卫生间，这令我们十分地感动，也是对我们工作的鞭策。”这是金辉辐射党支部书记康四清最常说的一句话。

康四清时刻关注着疫情的发展情况，每日必先查看疫情资讯、研究疫情地图、分析疫情发展规律。从每日变化的数据中，康四清隐隐察觉出，医疗物资必将是影响防疫工作开展的重要一环，其中医疗物资灭菌更是重中之重。危难时刻显担当，康四清即刻表示金辉辐射务必做好春节期间连续奋战的准备，要响应国家号召，全力保障防疫医疗物资灭菌任务；同时他联动各个部门、组织人员迅速建立防疫保障方案和突发事件处理预案，并依据方案对金辉辐射所有员工做了详细的安排和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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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是风声鹤唳的时候，越是见人心、显担当的时候。康四清知道，属于他们的战斗正式开始了。

现实刻不容缓，他们必须放手一搏！

【制约瓶颈，全力克服】

号角已然吹响，全国上下，千军万马共同抗疫。

如果说，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斗中，医生护士是冲锋陷阵的将士，那么如康四清、曹立安、齐亚楠等则是保证武器充足供应的后勤兵。虽然真正的战场上没有他们的身影，但将士们的“武器”就是他们“冲锋陷阵”的见证。

而他们的具体工作，就是打破医疗物资灭菌周期长的制约瓶颈，压缩通向终点的“最后一公里”。

工信部消费品工业司副司长曹学军表示，随着疫情扩散，各地医疗物资需求激增，最紧缺的是医用防护服。虽然医用防护服产量已经从1月28日的0.87万套上升到2月4日的3.16万套，但仍然难以满足当前的防疫救治需求。2月7日，湖北对防护服的最低需求是5.94万套，总供应仅为4.85万套，还有1.1万套的缺口。

2月8日，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最新数据显示，国内已有60%的医疗卫生用纺织品企业开工复产，医用防护服日产量超过4万套，并且随着国内大批企业继续复产、相关企业转产，这一数字还将继续攀升。

医疗物资的产能是足够大的，可问题是能投入使用的防护服却一直是库存防护服。为什么已经生产出来的医疗物资迟迟不能抵达一线？归根结底就是生产出来的医疗物资必须经过长达7~14天的灭菌环节，这就是新医疗物资抵达终点的“最后一公里”。

“打通产能最后一公里，免费为‘战衣’辐照灭菌”，这便是金辉辐射的信念。

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联防联控工作机制下，在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药监局、国家卫生健康委专家详细研究与审议下，通过全国消毒器械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全国生物防护产品标准化归口单位投票，《关于疫情期间执行 医用一次性防护服辐照灭菌应急规范（临时）的通知》（以下简称《应急规范》）正式通过。

《应急规范》明确了“采用辐照（钴-60或电子加速器）方式对医用防护服进行灭菌、采用新技术大幅缩短了灭菌工艺周期。目前国标医用防护服生产大多采用环氧乙烷灭菌，需要7~14天时间。而辐照灭菌已在食品、医用手套、样本采集器、采血器、医用泵头、检验泵等产品上广泛应用，安全性已得到充分验证，灭菌时间可控制在1天以内。综合测试结果显示，经钴-60或电子加速器对防护服及口罩进行辐照灭菌，灭菌效果与传统环氧乙烷灭菌效果相当。”——可见辐照灭菌是加快医用防护服灭菌效率的最有效手段。而作为辐照行业领军企业，中国同辐股份有限公司旗下的金辉辐射就是全国仅有的三家具备设计建造资质的公司之一。《应急规范》同时要求，经辐照灭菌的医用一次性防护服必须出具产品性能、微生物含量、辐照吸收剂量三大类指标检测报告。这就要求金辉辐射必须兢兢业业，毫不懈怠地做好辐照试验工作。虽然程序复杂、过程繁琐，但辐照灭菌措施的应用，无疑对缓解前方医院ICU医用防护服严重紧张局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医疗物资保障组印发了《关于疫情期间执行〈医用一次性防护服辐照灭菌应急规范（临时）〉的通知》，文中指出采用辐照（钴-60或电子加速器）方式对医用防护服进行灭菌，达到相应条件的可判定为合格的医用一次性防护服，在有效期内可进入重症隔离防护病区（房）使用。

有了《应急规范》和《关于疫情防控期间执行〈医用一次性防护服辐照灭菌应急规范（临时）〉的通知》之后，金辉辐射团队在辐照灭菌工作上便更有底气了。康四清即刻开展行动，迅速发布复工复产信息并着手安排辐照试验工作。

2月8日，金辉辐射接到国家级领导要到中核集团在北京地区的辐照企业进行调研的通知，立刻安排齐亚楠等人返回公司。

正值春节期间，金辉辐射整个厂区一片安静。齐亚楠接到消息后，即刻前往公司对厂区进行全面消毒。看着蓄势待发的厂区，齐亚楠突然意识到风雨将来，他们的“战斗”即将打响。

在齐亚楠等人做好准备工作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局长、党组书记肖亚庆，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焦红等领导在中核集团相关领导陪同下，走进了金辉辐射的厂区。

他们一边听取疫情防控工作汇报，一边考察中核集团对医疗用品进行辐照灭菌相关情况。

随后，这场属于金辉辐射的“战斗”，正式开始。

康四清组织了一场临时性动员大会，对具体工作进行系统地“排兵布阵”。“现在想想，当时的动员大会，没几个人，很多人都还在春节返京路上，但我觉得士气还是需要鼓舞一下的，我一说完，所有人都高昂地回应。”康四清说。

“当时虽说是春节假期，但我一听说复工复产，便第一时间赶来，那时我觉得给我往前冲的最大动力，不是说我是金辉辐射的员工，或者我有多无私，而是我觉得我是个中国人，可以出份力，仅此而已。”在王妍玲看来，能为疫情前线出一份自己的力，很好，真的很好。

“康总通知我的时候，当时其实一瞬间是懵的，因为那个时候疫情其实已经很让人恐慌了，可不知为何，我就觉得复工复产就是自己应该做的。后来，说是有国家领导人要临时来厂里视察，我就自告奋勇先去厂里打扫卫生、开灯等候。其实当时并没有想那么多，就觉着这是我应该做的。”齐亚楠回忆起踏入漆黑厂区，开灯时那一瞬间的自豪感。

然而，很多事情来得突然，复工复产流程、手续并没有规范起来，所以齐亚楠在没有测量体温等预防措施的情况下，第一时间复工、进入工作间，这同样也引来“不合规矩”的质疑和说法。面对这些微词，齐亚楠心里是有些许委屈的，第一时间复工的她只是想把工作尽快开展起来，可没想到引来了不好的声音。“难受肯定是有，但没一会儿也就过去了，因为心里想着更重要的事情。幸好，后面复工的预防措施、工作流程也都建立并规范化了，可以更加专心地做工作。”

开始规范化防控疫情后，温度计、洗手液等紧缺物资已无处采购，复工复产的员工们积极奉献，纷纷把家里的物资带来。

正所谓危难之处见人心、紧要关头显担当，这是金辉辐射员工的精神体现。

员工基本的安全保证，是复工复产的前提。除了测温计、洗手液外，酒精、消毒水、口罩等物资也需要准备好。于是为了筹齐这些物资，人高马大的赵连柱开车跑遍北京城的各大超市。购买限量，就分次购买，结果还闹了笑话：当他第九次去结账的时候，工作人员笑着对他说，你这人，太明显了，我都记住你了！赵连柱尴尬地挠挠头，憨憨笑着离开了。离开后的他也并没有放弃，立即准备转战下一家超市。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面对金辉辐射员工的积极、无私，康四清心里说不出的感动。一个团队，越是困难的时候，才越是考验凝聚力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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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辉辐射“战斗”的第一步就做得干脆利落、大义凛然，这无疑是一个极好的开端。然而，打通这“最后一公里”的过程，也是整个团队摸索着前进的过程。这个过程，困难重重，充满未知，可康四清率领的这支队伍，直面已知的困难和未知的坎坷，势要扛起任务——采用辐照灭菌技术代替传统的环氧乙烷灭菌，将时间从原来的7～14天缩短到1天以内，并且保证辐照灭菌与传统灭菌效果相当。

辐照灭菌，是核技术应用的一个方面，金辉辐射虽已从事辐照工作多年，从未真正接触过一次性医用防护服的灭菌工作，也不具有完善的工作规范和标准。因此，在正式大规模、大批量辐照灭菌一次性医疗物资之前，摆在康四清他们面前最紧急的难题就是制定临时规范与标准。

“这个任务，我们必须扛起来，关乎民生，关乎每一个人。缩短灭菌时间，我们必须攻克这一难题。”康四清在会议上，措辞激昂。金辉辐射党支部牵头，各个部门积极思考献策，摸索出一条能够建立大规模辐照灭菌规划与标准的最快途径。

考虑到防护服辐照可能对防护服材质产生损伤影响防护性能的因素，他们齐头并进：专人负责办理生产许可手续；专人负责联系、安排现有生产条件下防护服样品制作；技术人员开展防护服样品不同剂量的辐照实验；检测与验证专员进行防护性能、微生物指标、辐照吸收剂量的检测验证。

“不同的厂家，所使用的原材料不一样，每个防护服的性能也太不一样。辐照灭菌之后，有些性能有所改变，所以我们得边摸索边前进。”对加速器的运行最为熟悉并最有话语权的生产部经理徐硕提出了自己的想法。

在辐照试验前，康四清、曹立安等人预先判断接下来会遇到的困难，并制定完成对应对策。可正式开始的辐照试验还是没有想象中的一帆风顺。在实践中才发现，那些以为不是问题的问题，反而牵绊住了试验的进度。

比如，新兴际华3502、3543、3534陆续送来防护服小样，样品数量过少，送达时间也不固定，并且需要辐照灭菌完即刻拿回厂家去做进一步分析与检测。对于上述情况，金辉辐射立刻做出相应调整——针对试验样品少，时间不固定的问题，全员分组分批24小时不间断试验。

“及时服务，到厂即照，不推脱，不延缓。”这是康四清当时一直跟团队唠叨的话。

在2020年2月2日至10日这几天时间里，新兴际华3502、3543、3534陆续送来并开展辐照试验的防护服小样近4000套。辐照试验技术骨干一马当先，认真研究制定试验方案，不惜一切代价，不推脱，不延缓，采取10kGy、15kGy、20kGy、25kGy四个递次剂量开展辐照，不断与厂家追踪沟通、对比检测结果，在防护服防护性能、微生物指标符合要求后，确定同等批次的辐照工艺参数。金辉辐射终于完成了从前期的慌乱到后期的有条不紊的蜕变，康四清一直紧皱的眉头也终于有了舒缓。

试验阶段的结束，也意味着批量化辐照灭菌的成功实现，制约医疗物资紧缺的瓶颈终于被打破。

以康四清为首的金辉辐射团队，凭借一股不断奋进的决心，彻底打通辐照一次性医用防护服道路上的“最后一公里”！

【辐照灭菌，各显身手】

谨慎细微的试验阶段宣告结束，“战斗”进入高潮。

“我愿意深深地扎入生活，吮尽生活的骨髓，过得扎实、简单，把一切不属于生活的内容剔除得干净利落，把生活逼到绝处，用最基本的形式，简单，简单，再简单。”作家梭罗曾在名作《瓦尔登湖》里如此描写到，而这句话，如今用在金辉辐射团队每一个人身上，再合适不过——他们深深扎入工作，当以为自己被逼到极限，结果用最原始的方式，将工作推到了更高、更远的地方，而自己的生活，则变得再简单不过。

“真希望我有四条腿，这样跑起来快，能节约出吃饭的时间。”齐亚楠马不停蹄地工作。

正式开始大规模辐照一次性医用防护服工作后，曹立安负责现场流程和人员的指挥调配。

“当时一共就大概20个左右的工作人员，十分紧缺，所以只能白班、夜班轮流上。白班是早上7点到晚上8点，晚班就是8点到第二天7点。当时整个团队都是咬牙在坚持，很多人后期都出现极度疲惫的状况。我心里难受着急，可又无可奈何，只能不断鼓励他们，给予他们必胜的信念。”

其实在前期复工之时，曹立安已经考虑到每个员工的家庭，暂不安排特殊情况的员工复工。所以在每个工作安排的背后，都是曹立安的用心和关心。

前期的排班出现了各种意外，比如有时候生产量确定了，到厂时间不确定引起空班的出现，浪费人力资源。面对这些意外，曹立安随即改变排班方式，以物资进入厂区的时间为准，提高工作效率。

然而作为指挥人，曹立安自己身体又何尝没有问题呢？他咬紧牙关，默默坚持。由于忙碌疲惫，一直患有痛风的他，痛风发作了。可即便痛到一身冷汗、全身颤抖，甚至拄着拐杖走路，他仍然坚持在自己岗位。

一个人一个岗位，少了哪一环，都可能导致任务线中断，曹立安当然不希望这样的情况出现。脑海里支撑他的唯一信念，就是“多照一件是一件，多一件，前线医护人员就多一份保障”。

这样一份信念，使曹立安迸发了无穷的潜力和毅力。他忍耐着身体的疼痛，兼顾着辐照灭菌各项指挥、统筹的工作，休息之余还要去医院照顾80多岁的母亲，辅导高中在读的孩子。

这就是信念的力量，也是核工业人精神本质所在。

“我只是想到每一个人都不容易，我自己能坚持的就自己做，不麻烦别人。”

很多同事见到曹立安这种身体状况，也纷纷劝他多休息、保重身体。工作的事，他们帮忙分担，很多工作能做的就继续做，谁也不计较到底谁干得多、谁出力得少。在这样的时刻，最让曹立安感动的是，无论大家多累多苦，但只要谁遇到困难，其他人都二话不说主动帮忙分担，只为了保证这次任务能顺利完成。

优秀的人总能互相影响，曹立安带着最大的善意对待他人时，他人亦能感受到力量，如此便施以同样的善意。这样的团队，无疑是最有凝聚力的。

守护好“战衣”，大概是金辉辐射团队当时最大的信念。这份信念，也体现在其他所有人的生活细节上。

齐亚楠是最早复工的人，家里两个小孩，二宝当时尚不满一周岁，而她忍住对孩子的不舍，在复工之后几乎以厂为家，即使偶尔回家，也因太累倒头即睡，醒来后匆匆见孩子一面，便又出门工作。

有一天，她在离去之前抚摸着孩子们因睡觉而凌乱的头发，默默地告诉孩子们：“快了，快了……妈妈是在前方打怪兽，等打赢了就回家好好陪你们。”齐亚楠快步走出家门，不忍再多看一眼。

身为市场部经理的她，每天都要与各个生产商沟通交流，为他们答疑解惑。很多时候，她这边电话开始正在跟一家厂商交流，另外一家厂家便蹬蹬蹬跑过来，找她现场沟通技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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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同事也会调侃她：“你看我们小齐身后，总有五六个男人追着她跑，人气真是高啊。”说完，大家哈哈笑出了声音。

“有些电话那头的问题跟现场的问题差不多的，我就正好一次性交代清楚。于是就出现了一个隔着电话，一个站在我对面听我解释的情况。这种事情，经常发生。”一天下来，口干舌燥是经常的，甚至嘴唇会裂开，但是要服务好每一个厂家。其实也并不是不想喝水，而是她实在没有时间去喝水。

“我们在最开始做过时间估算，根据机器能达到的辐照量，估算辐照完成实际量需要26个小时。一天才24个小时，我们每天都欠缺2个小时的辐照量，所以只能抓紧一分一秒，加快速度。”齐亚楠在回忆这“每天欠缺的2小时”，语气里仍透露着急。

对于齐亚楠来说，再苦再累，这些工作都是自己该做的，这些经历是自己的宝贵经验。可她最大的收获与惊喜，是在疫情期间，深受公司党支部党员榜样的影响，火线入党，成为光荣的一分子。

“我觉得，这是对我工作最大的认可和肯定。现在回忆，当时的一些劳苦重担，又算得了什么呢？”齐亚楠欣喜地说。

根据《应急规范》的要求，“凡采用辐照灭菌方式生产医用一次性防护服的企业，应在每件医用防护服外包装上粘贴特殊标识，提供符合产品放行要求的检测报告，并确保每件产品符合《应急规范》及相关质量标准的要求。”

金辉辐射在完成每一样医疗物资的辐照灭菌后，都要在外包装箱指定位置粘贴辐照标签。综合部的王妍玲便是打印标签、盖合格章的负责人。

每次康四清在厂区巡视时，都能在楼梯口听到“咣咣咣”的声音，就是王妍玲为辐照完成的一次性医用防护服需要粘贴的辐照合格证盖章的声音。

对于王妍玲来说，这次复工也是她人生一次宝贵的经历。

在复工刚开始那几天，也是疫情最令人恐慌的时候，她每天上下班进出小区的时候，保安大哥总是盘问许久，再放她进去。

“你怎么又出去了？”保安大哥一如既往的警惕。

“复工了，我在一线嘛。”王妍玲丝毫不介意对方的态度。

后来王妍玲所做的工作渐渐被周围人熟知。虽说也会被误认为是生产防护服的，但无论是哪个环节，所有人都清楚的一点就是她在为抗疫工作努力奋斗。所以包括门口保安大哥在内，对她的态度都发生了变化。下班进小区，保安大哥远远地打招呼：“你辛苦了！”然后做完检查的工作，痛快地让她回家。

从原来的警惕到后来的尊重，是王妍玲因工作得来的收获。

摆在王妍玲眼前的工作琐碎且重要。因为标签日期要一一对应，所以可能已经打印完成的标签，却因为医疗物资无法抵达，而需重新打印。

还要把每一箱照好的医疗物资都贴上合格的辐照标签。物资又是就地而放的，贴靠近地面的医疗物资箱子时，人就得蹲下去，远离地面的箱子又得踮起脚——一天这样蹲下、站起、踮脚来来回回，其辛苦程度可想而知。

“累是必然的，但我知道每一个战友都累。就如亚楠，她有时候刚跟客户沟通好，有那么几分钟空闲，就跑来跟我们一起贴标签，能贴一个是一个，帮我分担工作。我除了自己这些工作，其实还有其他的书面报告，比如整个团队每天的日报，数据的上报……而且面对员工因疲惫等原因的情绪低落，我要及时观察并抚慰他们的情绪。”

的确，到了工作后期，每个人的身体都绷到极限，但是每个人仍在认真地干着活。

“有时会出现有说不上来的低落情绪，尤其在凌晨脆弱的时候，我就会坐在床上大哭一场。也不是软弱，就是想要发泄一下，哭完就觉得神清气爽，第二天又精神饱满出门上班去了。”这是她独特的满血复活的方式，在工作中她永远把最积极向上的一面展示给其他人，只有自己有正力量，才能传递给其他人。

贴标签时还会出现很有趣的现象，贴标签的人的头发上、身上、手上到最后都会被胶水弄得白花花，远远看去就像一个个白发老人穿梭在忙碌的厂区里，健步如飞地干活。

仓库保管员杨丽平的工作，需要细致再细致，尤其是对着货物交接单核对进出的物资数量。因为仓库人员十分紧张，所以杨丽平几乎一个人扛起了所有的工作。物资到厂，她立刻上前去帮忙卸货，然后登记、核查。有辐照好的物资，需要装货运输出去，她也立刻登记、核对好数量，再帮忙装货，做好入库、出库的登记……看似简单的工作，其实很繁杂。因为每一个生产商的物资批次不同、数量不同、目的地也不同，必须做好分类工作，并且不允许出现误差。所以，每天凌晨四点，杨丽平便已经等在厂房门口，准备接货。然后根据批号分类、分层次，甚至有时候分优先紧急顺序。

很多事情，涉及如此多的数据，总免不了有差错。一次，康四清突然接到杨丽平的电话，电话那头被大家称为“杨姐”的她，哭得说不出话来。

康四清立刻耐心地引导她，问她发生了什么事情？电话那头只有哭声，后面哽咽地传来断断续续的话语：“康总，我犯错误了……昨天有一个入库的……数据我统计的时候……好像有误差，我算了下，跟出库的对比，大概少了几十套，是我自己的失误才导致的……康总，我犯错了……”说到后面，康四清大概明白了，迅速安慰她：没事，没事，入库的数量有误差，我们及时核对修改，但我们一定要确保物资全部送到医护人员手上。

康四清就像个耐心的家长，轻声细语地分析着问题和想着解决办法。“做思想工作，我们首先就是要充分理解对方的心情和问题发生的缘由，要跟对方站在一条线上，而不是在对立面看她。要‘听到、看到、做到’，不然，就只会批评和埋怨，这种方式的思想工作肯定是行的。”对于做员工的思想工作，康四清一直有着一套属于自己的理念和方式。

听完康四清的一番话，杨丽平才情绪稍微平复点，深吸了几口气，对着她说：“谢谢康总，我就是在开车的时候，突然想到这问题，心里特别自责和难受，那我先去工作了。”听着她略显轻松的声音，康四清还是决定去仓库看看实际情况，面对面地安慰，也许会让人更加放松。

杨丽平全身心投入工作，在辐照灭菌工作告一段落之时，突然发现自己的膝盖特别疼，经过检查才发现膝盖已经严重积液，需要尽快救治。而她，一直以为这样的疼痛，是因为太累的原因导致的，也就没特别注意。直到真正休息下来，她才向康四清请假，去医院接受治疗。

所谓的“全然忘我”，也许是对杨丽平这段经历的最好诠释。

加速器辐照部经理徐硕在整个辐照灭菌期间，一直对机器提心吊胆。金辉辐射如今辐照灭菌使用的机器是2007年生产大功率加速器，这台设备已经使用了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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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年的使用年龄对加速器而言，相当于人类70岁高龄。通俗地讲，这台机器年轻的时候没怎么出过力，到了现在比较老的时候，反而要大出力，如此24小时全天不间断地工作，让我非常担心。我担心它出问题、‘闹脾气’、罢工，这台加速器确实老了，有些零部件如果坏了，得回生产商定制。这样一来一回，差不多要两三个月，等机器修好，工作也就晚了。”

于是，徐硕每天的工作，必是要仔仔细细、360度无死角地认真检查加速器的运行情况。如果大家每天是为守护好“战衣”，徐硕则需要每天守护好“机器”，确保它能正常地工作。

这种不知道机器什么时候就会突然罢工的不确定性，让徐硕每天都保持着高度的紧张，做好一切应对突发情况的准备，防患于未然。

……

在疫情期间这段特殊时期，吃饭成了不得不提的一件“大事”。刚开始复工复产的时候，金辉辐射厂区周边的餐馆几乎都关着门，于是赵连柱开始了“打游击战”式的订饭任务。

发现有一家餐馆开着门，赵连柱就跟餐馆老板隔着围墙进行沟通。老板答应接下来每天中午准时做午餐，赵连柱他们来拿……终于解决了前期吃饭的问题，赵连柱也暂时松了一口气。

于是，就经常发生这样一幕：赵连柱隔着围墙，一袋一袋地接过从里面递出来的餐饭，清点好数量，再付钱给老板。还好赵连柱人高马大，才能让这“事儿”都不叫“事儿”。

接连一段时间，赵连柱意识到不能总让战友们吃同一种口味的饭。于是，他又开始新一轮的思考，要再花点心思，弄点不一样的给大家吃。后来，他跑了很多地方，找了几家固定的糕点和餐馆，让同事们可以在面条、包子、米饭上自行选择。

订饭其实是一项技术活儿。它不仅要考虑每个人的口味，要考虑卫生、营养，最好还可以有花样。“民以食为天”“人是铁，饭是钢”……自古以来，吃饭便是头等大事，赵连柱对这件事也不敢马虎。

每天早上8点上完夜班，他就稍微眯一会，10点钟左右就开始确定吃饭人数。人数确定完毕后，开始订饭。订饭工作安排妥当之后，他开始考虑同事们工作这么忙碌，到下午的时候会不会肚子饿，或者夜班的后半夜会不会肚子饿？

于是，他找王妍玲一起在厂区角落里开辟了“能量加油站”，存放面包、零食、功能饮料等各样小食物。有些同事还特别做了小小的海报，上面写了“武汉，加油！金辉，加油！”等字样。这大概是对每一个人身体和心理上的无声鼓励吧！

“我们只能在时间的碎片中爱和思考，每一块碎片沿着自己的轨迹运行。”这轨迹，也让他们的生命状态发生了变化，变得更强、更好、更黏合。

金辉辐射团队的每一个人，都是在自己岗位上，说着最质朴的话，做着平凡的事，但他们的形象却熠熠生辉。

质检部员工肖茜在生产一线为已经辐照完成的一次性医用防护服粘贴辐照合格证。由于巨大工作量带来的高强度的蹲起蹲下，她的腿开始静脉曲张，走路姿势非常怪异，有些地方还出现了过敏性紫绀。所有人都劝她休息，她看着还没贴完合格证的堆满仓库的医疗物资淡然一笑，轻轻地说：“没事，我还能坚持住。真不行我会休息的，大家别担心。”说完，便又去忙碌了。

加速器生产部员工韦光晨上完夜班，实在太累时，便在厂区随便找个角落窝着睡一觉。康四清有几次看到了，实在心疼，便让他注意身体。他只是淡淡地说：“没事，工作本来就是我该做的。在厂里眯一觉人就精神了，要是回家，路上还得折腾耽误时间呢。”

工程技术部经理高冬彬在凌晨五点完成抗辐照中心创新基金项目年度总结报告后，立刻发给康四清审核。

员工庞学利一直在一线开叉车，负责防护服运输工作，为同事们减少物资搬运的压力……

在每个人都愿意吃苦耐劳的工作氛围里，他们最为开心的一刻就是看着有车载着物资进厂，有人说一句：“嘿，车来了呢！”把物资卸下来，开始进行辐照灭菌工作，大家想着都是“今天能把这些照完吗？能发走吗？”当看到物资再次被装上车，缓缓离开厂区时，大家又特自豪：“哈哈，发走了！”每次车辆一来一去的时刻，便是团队每个人最为期待和骄傲的瞬间。

这些话语、行为在每一个工作岗位上都极为平凡，但却也因为平凡而可贵，而动人，而难忘。

事实上，在平凡的工作中，还有更多在闪烁的火花，如为了保证课题完成自发加班加点；为了不影响辐照在春节前完成而进行的钴源辐照装置控制改造；为了完善控制程序而自发组织的突击加班；为了克服疫情初期抗疫物资紧张而贡献私人的测温计；为坚守岗位而忍受的身体上的疼痛；因为特殊情况不能返岗而感到的愧疚；以公司为家主动开展各种基础设施维护维修……

火花闪闪、能量满满。

这样的故事，背后还有许多许多；这样的故事，如今依然不断演绎。诗人里尔克有言：“以深深的谦虚与忍耐去期待一个豁然贯通的时刻，这才是坚持的动力，无论是理解或是创造都一样。”每一个忍耐到最后的人，每一个坚持到底的人，都是能在这场战斗中豁然贯通的人。他们受苦、坚忍，他们也创造、获得。

“金辉辐射所有员工都在积极为疫情防控工作和一次性防护服辐照工作贡献力量，全公司在一线工作人数最多时达28人，占公司总人数的82%。钴源生产部、综合部、质检部、工程部等部门员工充分参与，或搬货，或盖章，或贴签，到生产中去，争着抢着干工作，不怕脏，不怕累，用大家的话说，我们多干点，我的白衣天使就多一份保障。”康四清说起团队，脸上浮现着大家长的自豪感。

于他自己来说，那段时期也是艰难的时期。也许，他并没有一直在辐照一线，可他每天坐镇在厂里，肩上扛着“保证任务的完成”和“保证员工的安全”双重压力，定决策，把方向，对接客户，统筹考虑，成为所有人的后盾。

员工的自身安全，是康四清当时非常担心的。正所谓保护好自己，才能贡献出最大的战斗力量。于是康四清每天都要巡查厂区的卫生安全、消毒情况，也要絮絮叨叨地叮嘱员工忙归忙，任务归任务，自己的身体还是要注意。

“康总那会儿就像我们的‘碉堡’，有他在，就感觉自己做任何事都有底气。凡事他能兜住，我们就负责往前冲。”当说起康四清，团队的每一个人都是非心安。

这就是一个人的“能量场”。虽然大家都会因疲惫而低落，会因劳累而瘫软，但当所有人都在这个“场”里，时刻有这股能量的加持，他们永远是好汉。

在这样的工作氛围里，大家一心工作，有时会忘记时间，忘记日期，只想着踏实地将当下的工作做完、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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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整个团队拧成一股绳，昼夜不分地战斗，金辉辐射迎来了第一个历史性时刻——2月12日下午13：30，首批批量上万件的一次性医用防护服已经完成辐照灭菌，整齐地摆放在厂房外，等待运走。这批次产品包装上清晰贴有“辐照灭菌”字样，并已经贴上了辐照合格证。从早晨7：00多物资运抵卸货，到这一刻全部完成辐照灭菌整装待发，仅仅过去6个小时。

他们终究靠着团队的力量，发挥辐照技术的绝对优势，国家危难之际，肩负起这医疗物资最后一公里“打通者”的使命，坚守在辐照灭菌一线，真正以钢铁般的意志、以屹立不倒的信念扛起了这份紧急任务。金辉辐射每一个人都在其中各显身手，即使每个人的背后都是难以言说的苦闷和艰难的生活困境，但这些困难在紧迫的疫情面前，都不算什么。

一如王妍玲说的：“促使我们全力以赴、竭诚以待的，不是因为我们是党员，也不是因为我们是干部，而仅仅是，我们都是中国人。”

也如齐亚楠所说：“当时所有人不计较这么辛苦，加班加工作点，我们能得到什么，能有奖金吗，有补贴吗……大家都不在意这些，因为本身我们的任务的前提就是免费提供辐照灭菌服务，因此我们更注意的是怎样做到不浪费。比如有时候刚把一大堆标签打印出来，结果被告知物资当天不能抵达，那打印出来的标签就都浪费了，看着十分心疼。所以说，我们这么拼命想出色完成任务，是责任使然，而不是荣誉在驱使。”

【百米“跑道”，照出底气】

谁能想到，这么多轰轰烈烈、惊心动魄的故事，竟然是发生在一条“百米跑道”周围呢？

金辉辐射公司进行辐照灭菌的厂房并不大，而完成整个灭菌过程的区域就是一条100米左右长度的传送带——这几乎和首都机场航站楼内的一条行李传送带的长度相当。

一箱箱防护服、医疗器械被紧挨着并排放置在传送带上，15分钟跑完一个100米，箱子翻个身，再跑一圈……如此循环往复，周而复始。这条生产线1小时的辐射灭菌能力在一百多箱，按每箱装载30件防护服计，24小时开工计算，一天可完成10万件左右的一次性防护服的灭菌工作。

辐照灭菌最大的优势在于常温下、产品完好包装情况下可以实施深度灭菌。

“根据箱内产品辐照剂量的要求，大概4～6圈之后，产品的灭菌任务就完成了。”康四清说。

医疗卫生健康一直是辐照技术最重要的应用领域之一，尤其是医疗用品的消毒灭菌。目前核技术应用较为发达的欧美国家超过40%的医疗用品采用辐照技术消毒灭菌，而在我国仅占到10%左右。

辐照灭菌技术是国际上普遍认可的先进、绿色技术。“安全、环保、高效、可靠”这八个字用来概括医疗设施辐照灭菌的优势，最恰当不过。首先是安全，目前食品的灭菌与保鲜、医疗产品的灭菌很多是通过辐照方法完成的，辐照产品已经广泛应用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针对辐照加工，国家也出台了各种标准，只要严格按照标准执行便可确保安全。其次是环保，辐照灭菌是一个物理过程，是绿色环保的消毒灭菌技术，在整个过程中没有废水、废物和化学物质排放，产品不会产生化学残留，洁净环保，无污染。再次是高效，辐照过程简单高效，灭菌速度快，灭完菌后的产品开箱即可使用。最后是可靠，辐照灭菌产品是在不破坏包装的情况下实现的，这种方式不会产生二次微生物污染。

在本次疫情中辐照灭菌所起到的作用远不止于此。自2020年1月27日起，中国同辐旗下所有辐照灭菌企业，免费为运往武汉地区用于疫情防控的紧急医疗用品提供辐照消毒灭菌服务，并同时为其他地区疫情防控医疗用品提供优先、高效的消毒灭菌服务。截至2020年2月7日，中国同辐旗下华东辐照完成35万副医用乳胶手套灭菌、张家港华康完成150万副医用乳胶手套灭菌、金辉辐射开展防护服辐照灭菌验证试验共计4000套、长春辐照辐照用于抑菌的中药饮片共计2000公斤。

可是，为什么此前这一方法未被用于一次性防护服灭菌？

康四清认为：“应该说一次性防护服生产企业对辐照技术的逐步认识过程。由于传统的环氧乙烷灭菌方式成本相对低廉，对防护服的材料性能要求不高，对新技术、新工艺的需求不高，同时辐照灭菌对材料的耐辐照性能有一定要求。通过充分的试验验证，目前的辐照灭菌工艺完全达到了《应急规范》的要求，满足了防护服灭菌需要。我们期望随着产业升级，辐照灭菌的规模化应用会逐步赶上发达国家，在医疗用品灭菌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诚然，人对于一个新事物的接受，必然需要一个逐步认识和接受的过程。如今，辐照灭菌在食品行业已经有着重要应用，在未来也会应用于更多领域得到应用。而这大概也是金辉辐射每一个人内心的期待。

如果说黑暗让人洞若观火，那么困境则让人愈益坚强。

经过这一场战役，从试验阶段一直到大规模辐照灭菌，金辉辐射团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和难题。但他们不惧困难，踏踏实实走好每一步，兢兢业业做好每一件手头的事，攻克下一个又一个的难题。他们骨子里有一种不认输的精神、不逃避的责任感、不怯弱的勇气，所以在熬过这长长的寒冬之后，他们迎来了繁花盛开的春天。

他们用汗水和努力铸就了辉煌与荣誉。

“医用防护服辐照工作的开展是在疫情最肆虐的时期，虽然大家都有着对病毒的恐惧，但是为了国家、为了武汉，都能克服困难、团结一心、勇往直前。大家不怕苦，不怕累，坚持工作，不计任何回报，没向单位要利益，讲条件。”康四清一脸激动地说。

截至2020年7月底，金辉辐射一次性医用防护服辐照总量达到218万套，占全国一次性医用防护辐照总量的20%。

仅为20多人的团队，加上一台“上了年纪”的加速器，赢了一场漂亮的“战疫”！

这场“战疫”也受到了国家部委的关注：“国资委办公厅、工信部科技司、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医疗物资保障组先后向中核集团和金辉辐射发来感谢信，并对我们的工作表示高度认可。”

“主动作为，彰显了大局意识和责任担当，在支持重点医疗防护物资企业增产增供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是感谢信上的部分内容，而这三封来自国家的感谢信，是对每一位金辉人在这场战斗中的辛劳付出给予的肯定和鼓舞。

2020年9月8日，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金辉辐射被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集体”光荣称号。此外，金辉辐射又陆续获得“中核集团疫情防控先进青年集体”、“中核集团疫情防控先进青年”、原子高科“亮身份、践承诺党员先锋岗”、“亮身份、践承诺党员突击队”等集体和个人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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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封感谢信、一个奖牌和证书，代表了国家对金辉辐射公司一次性医用防护服辐照工作的认可；上级单位的嘉奖，是金辉辐射所有人的汗水、泪水和努力拼搏换来的——这些是金辉人的军功章。

历史会铭记，国家亦不会忘记——这也许是金辉人的巅峰时刻了吧！

人的一生，总归有这样的辉煌时候。兜头月见华如水，霎时间心明如镜。将人生付于前进的步伐里，看自己前所未有的精彩。

而如今，辉煌已就，精彩续写。

正如康四清所说：“尽管我们做了一些工作，获得了一些荣誉，但这仅仅代表过去。我们面前还困难重重，公司业务受疫情影响收益减少，设备陈旧，企业要生存势必需要更大的努力。我们要做的事情还很多：安全标准化的推进、精益管理的开展、旧源的退役、钴源装置到期的延续使用评估，企业的长远规划定位以及辐照业务的拓展扩大等。”

这样一段宝贵的经历，对于每一个金辉人来说，都像是一块夯实的基石，他们站在这个坚实的基石上，对于未来，无论从思想、方法，还是业务定位上，都有了全新的认识和更高的要求。

这次“抗疫”经历，也让金辉辐射每个人切实将“守初心、担使命”放在工作首位。在未来将继承与发扬“西柏坡精神”，继续保持谦逊、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一如既往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少花钱、多办事。

没有任何一个人想到这次任务过后会获得如此的惊喜与荣誉，这让金辉辐射在业务定位上有了全新的调整。

金辉辐射在钴源辐照方面上，重心从辐照加工服务转移至提供试验平台服务和拓展开展材料辐照考验方向；通过平台共建、联合开展、技术协作等多种方式稳定拓宽业务，内做原子能院、中国核电工程公司、中国核动力院的辐照试验供应商，外围拓展至中广核以及中核集团内其他院所的辐照试验；通过技术队伍组建、试验附属设备的配置，争取在五年内把金辉辐射打造为具有标准化认证的γ辐照试验应用中心。

在加速器辐照方面，金辉辐射采取避弱取强的方针，结合国内芯片产业的发展趋势，充分发挥高能电子束对电子芯片、芯片基材辐照的优势，拓展该类业务领域，开辟与钴源辐照不同的产品市场，做到电子产品和医疗产品辐照的双推动。共成长。

另外，在辐照装置设计方面，则结合重庆有友食品、重庆辣媳妇食品产业辐照应用的成功案例，向具有一定产业规模并同时有辐照需求的企业推广该做法。持续推进从服务型辐照装置向满足业界需求转变，以期带动满足产业化需求的装置建设。

同时针对产品应用特点，全力推进专业型辐照装置的设计与研究。

在确定未来发展方向和具体实施方案后，康四清的心里彻底是有底了。而且这次经历也刷新了他对整个团队能力的认知。每个人都潜藏着无穷的潜力，都有着自己的小心思大格局、小核心大协作、小火花大能量、小激励大动力……

无论在曹立安、齐亚楠、王妍玲、徐硕身上，还是在杨丽平等这些在平凡岗位上恪尽职守的人身上，一眼就能看到他们的闪光点。当小心思与工作冲突时，他们以目标为主高效开展工作；他们避免了自己不做别人做却还带想法，避免了别人做自己不做却还挑三拣四的现象。工作时彼此之间的沟通交流，也是加强合作、协助的重要途径，是加强团队合作建设、提高工作执行力的有效方法。

这些闪光点，让每一位金辉人熠熠生辉。

在未来工作方法上，康四清有着清晰的思路。如今金辉辐射人员组成一共29人，针对业务设置了钴源装置工程设计、辐照试验、辐照加工服务三个业务中层领导干部，针对管理设置了综合部、财务部、质控部和安全部。上级监管部门的要求日益严格，如果每项工作都设置专职人员，势必会导致人力资源的浪费。因此公司推行工作牵头制定的管理办法，即业务责任中层挂帅，负责组织调配全员（含高管和其他中层）开展工作。高层则实施放权管理，但要把好政策与方向，起到合理化监督与后勤保障的作用。金辉辐射通过“小核心、大协作”的方式，全面提高工作效率、达到降本增效的目的。

当然，金辉辐射的快速进步需要继续做好党建工作与业务管理的融合，这要求党员干部积极宣传，集小火花成大能量，包括思想上、工作态度上和工作方法上。一个员工正能量大了，负能量自然小了。每个员工都贡献正能量，团队力量就强了。

作为公司管理层，康四清也有着一套方法，做到管与理相结合，重在理。理顺了自然就管好了。

以“两弹一星”精神、核工业精神作为底盘的金辉辐射，在如今快速发展的高科技信息化时代里，要继续传承这两种精神，就要潜移默化地将其渗透到每一位金辉人身上。而康四清也将这种传承运用到管理工作上，即“能看到、能听到、同时能做到”。看到和听到的包括员工的努力、员工工作成绩、员工的闪光点，员工的良好言行；做到的就是在不承诺的前提下激励到位，可以是精神奖励也可以是物质奖励。做到眼中有员工、心中有员工。逐步让员工认识到“工作时能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更重要”，“团队更需要具有团队合作精神的人才”，“脚踏实地的开展工作，企业才有发展，员工收入才能提高”……通过小激励形成大动力，逐步提升公司的实力水平。

金辉辐射支部党员也要继续履行职责，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和战斗堡垒作用。

有了这一系列齐头并进的战略和决策，康四清接下来的重点工作就是将这些战术一一落实。

对于每一个金辉人来说，“抗疫”的这段经历都是宝贵的收获，是专心地、安静地工作爆发期。专心，是每一个人眼里装着工作，摆脱了任何虚名浮利的诱惑；安静，因为拥有了经历之后内在精神世界的品质。

几个月的时光，也让他们的心愈益澄明，更加清楚地了解自己究竟想要什么。也许，这对于曹立安、齐亚楠等人来说，过程虽然痛苦，但结果却是美好的。

正是金辉辐射的全员上阵，让一次性医疗物资辐照工作取得了傲人的成绩，引起了各界关注。

也许多年后，“抗击新冠疫情”对于新一代人就会陌生，甚至不懂其真正的意义。然而，在这六个字后面是医护人员舍生的大义，是无数像康四清这样在背后默默奉献的人和敢于担当的故事。

这是时代的痕迹，亦是岁月的印记。

在“白色”恐慌之中，这群人不分日夜、竭力以赴，为第一线医护人员护送“铠甲和武器”。

他们是时代的希望，更是岁月的英雄。

全民上阵的“大团结”，让我们在这场无硝烟的“战疫”中频传捷报。

而“抗疫战斗”背后的故事，却是一代人永远的精神堡垒，时刻鼓励着我们去拥抱热烈，拥抱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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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大道行思，革故鼎新

 

中国同辐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国同辐）是中国核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2011年，在原中国同位素有限公司基础上重组设立，2018年7月6日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成功上市）。公司总部下设总工程师办、3个专业委员会和14个职能部门。共有二级全资子公司9家、控股公司9家，分公司1家，三级子公司53家。

如今的中国同辐是我国集研发、生产、销售、服务于一体的核技术应用龙头企业，业务领域涵盖核医疗健康和辐照与工业应用两大产业方向，包括放射性药物、医学诊断、核医疗装备、放射源、辐照应用、核素制造、进出口贸易七个业务单元。

中国同福是我国最大、品种最全的放射性药物供应商，是世界第三大钴源供应商，是中国最大的辐照装置设计、制造、安装EPC服务提供商。

目前，中国同辐正围绕“做大、做强、做优核技术应用产业”的发展战略，以“做大”为第一要务，以“投控源头、做强核心、扩张应用”为路径，坚持“产业化、国际化”战略理念，着力打造国际一流的同位素与辐射技术应用产品和服务供应集团。回顾中国同辐整个发展历程，它早已卸去一身青涩和稚嫩，逐步显露出更为成熟且稳定的模样。

无论是前身同位素公司，还是如今逐渐壮大的中国同辐，无论是2004年组织开展钴-60国产化的创新，还是2018年在香港上市，中国同辐始终坚持“以强效的执行力，来开创全新的局面”，从而让中国核技术应用走向更为广阔的境地。

一如鲍勃·迪伦所唱的那样：所有我所有，所有我所知，是关于这个梦，是它让我活下去。这么一刻，所有的老朽，都再次新生。

过去的新生局面已然开创，但中国同辐未来的新生，在这一代所有人的手中。

瞧，老与新，正携手向我们讲述着他们的故事呢！

【自主创新，钴-60国产】

2008年年底，首批国产21根钴调节棒被放入秦山核电基地重水堆机组的反应堆，经过一个循环周期的辐照后，2010年，这21根钴调节棒安全卸出反应堆，宣告了我国批量生产工业用钴-60同位素获得成功。

当第一根组件从堆内辐照完成再放入水池，4米多长的调节棒因为辐射，散发着淡淡的蓝光，从水池中映入眼帘。那一刻，这神秘而惊喜的蓝色，意味着钴-60国产化迈出了成功的第一步。中国终于拥有自己的钴-60产品。

项目研发，国产化迫在眉睫。

说起国产钴-60，无论对中核集团，还是对整个核技术应用领域来说，都不是“陌生人”，它的身世早已从不同的角度被解密和曝光。可是，一直以来，其产业化运作的前世今生，却仍披着面纱。

作为钴-60产业化运作单位及项目的承担方，中国同辐一直在等待，等待着“她”在市场化中的真正表现。自2011年钴-60同位素生产宣告成功之后，2012年，该项目通过国家验收，共申请专利30项。2013年，国产钴-60不负众望，用市场的成绩说话：截止到2020年销售钴源6829万居里，收入10.8亿元，扭转了长期以来国内钴源市场供不应求、价格奇高的局面，使供需关系得到彻底改善。

钴-60是金属元素钴的放射性同位素之一，能释放出高能量的γ射线，可

用于食品和药品杀菌、医疗用品灭菌、辐射化工、工业探伤、放射治疗等诸多领域。

长期以来，我国工业钴源需求几乎全部依靠国外进口，对于其中所受的限制，长期从事钴-60进口贸易的中国同辐最为了解。中国同辐原总经理武健当时负责贸易工作，最清楚因完全依赖进口而所受到的辖制，比如控制不了货源和价格，很多方面都受制于人，进而影响国内辐照产业的发展。

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与加拿大方面展开合作谈判之时，中方就提出在引进重水堆机组的同时，引进生产钴-60的相应技术。可掌握此技术知识产权的加拿大公司，却开出了极为苛刻的条件，要价非常高，需要900万美元的技术购买费，而且还要低价包销中国的钴-60产品。

因为，当时加拿大垄断了全世界的钴-60产品。这样严苛的条件，以及考虑到钴-60在未来市场上的价格把控，中方绝无可能答应和接受。

当时，中国对钴-60的需求，每年约几万居里，项目通过验收前，全部依赖进口，由加拿大、英国和俄罗斯的供应商垄断全球市场。

面对国外的技术封锁和壁垒，中国核工业人决定，自力更生，自主研发。为什么不自己生产呢？这个问题在中核集团确定建设两座重水堆之后，答案逐渐明晰。

两台重水堆机组的钴-60年产量可达600万居里，预计将满足国内约75％的市场需求，同时，还不影响机组的安全运行和经济性。更重要的是，中核集团拥有完整的核工业产业链，在钴棒的设计、研制、钴源生产、容器设计和制造等各个环节具有丰富的经验，完全有实力在这个项目上取得突破。

发展同位素产业，一直以来是中国同辐与生俱来的使命和职能。成立于1983年的中国同辐（前身为中国同位素公司），拥有同位素产品的专营权，掌握着同位素进出口资金的使用权，行使同位素产品的应用和产业导向的职能，主导着同位素产业的一些对外交流活动。1988年，中国同辐开始做钴-60的进口贸易。一开始国内需求量并不大，只有100万居里左右。钴-60贸易是当时中国同辐的支柱产业，而那时国内做同位素进出口的企业也仅有中国同辐一家。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随着国内同位素进出口政策的放宽，做同位素进出口业务的公司多了起来，但钴-60依然在中国同辐的发展版图中占有很大的比重。

与钴-60打了20多年交道的中国同辐，深知钴-60国产化的重要性，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把钴-60产业做大做强的历史机遇。

然而，当时中国若想真正自己生产钴-60，则还有很多的困难摆在面前。“最直接的就是技术风险和安全评审风险，相关部门也是基于种种考虑，给出‘不鼓励、不反对，评审没时限’的初步意见。”武健简单明确地点出困难。

具体而言，还要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

1996年，在核电工程技术谈判期间，作为业主方的秦山第三核电有限公司（简称秦山三期）向加拿大提出在秦山三期重水堆核电工程增加钴-60生产。但加方在工程合同价格谈判阶段取消了此项，想在合同价格之外开出更高的价格。1998年，在国家有关部门进行初步设计审查时，又提出做好同位素生产的准备。但几乎相同的原因，引进谈判失败。1999年，秦山三期组织开展了可行性研究，从理论上论证了项目自主开展的可行性。

2000年，该项目的管理工作移交给中核集团。2004年2月，中核集团决定把这个项目交由中国同辐。同年10月，该项目被国家批准为第一批民用非动力核技术高技术产业化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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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钴-60国产化项目秦山三期子项目负责人唐炯然描述，在重水堆中开发生产钴-60，是重水堆的天然性能。重水堆在满功率运行期间，有21根不锈钢调节棒组件长期插在堆芯，用来展平中子通量。如果在停堆检修时，将其换成钴-59的调节棒组件，通过中子辐照，可以生产钴-60同位素。这种生产不增加额外的燃耗，产品属于核电站运行的副产品。

可当真正想要去实施的时候，主要有几方面比较突出的困难，一个是设计上，把不锈钢调节棒变成钴调节棒，要有一个物理设计计算，这个计算能力，需要掌握。可当时没有现今如此便捷的软件程序，人必须靠着自己的头脑去设计，去计算，而钴-60国产化项目组的人，需要突破这一点。另一个突出的困难，是钴调节棒要试制。在此之前，中国并没有这个生产能力，同时钴调节棒装卸容器、运输容器等都需要研制。也就是说，中国当时要钴-60国产化，意味着钴-60整个生产线，都要自己包干。这是极具挑战的，且面对“不鼓励、不反对，评审没时限”的态度，算是背水一战，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管理创新，集团运作和专业经营的良好实践。

正因为核工业人如此执着且奉献的精神，随着项目的推进，中核集团专门成立协调小组，在项目的一些关键点上给予重要指导和帮助。

接管此项目的中国同辐非常珍视这个机会，但同时也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在他们看来，管理这个项目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有些“以小博大”的意味。

国产钴-60项目技术复杂，涉及钴调节棒的设计、研制和生产，靶件堆内辐照，棒束和成品源运输容器的设计和制造，专业热室的设计和建造，钴-60原型源设计和研制等多个环节。而这些环节也非一家之力可以完成。每一个接口的衔接，都是对组织协调、项目管理的考验。

投资大也是项目必须要面对的一个问题。作为项目实施方，中国同辐负责项目的资金投入。整个项目的投资总预算9000多万元，这么大的投资，对他们来说也是第一次。2004年，中国同辐一次性投资达560万元。要知道，中国同辐当时每年的利润最高也就500多万元。

自主创新，就意味着去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情。整个项目涉及一系列技术难题，每个环节都可能存在风险。其中，重水堆设计变更能不能获得国家批准，就是摆在大家面前第一个也是最大的风险。毕竟，当时正值秦山三期反应堆投入商业运行的关键时刻，而在引进的商用核电站上进行反应性控制部件替代，这在国内还是首次。

面对这些困难和风险，如何掌控项目的进度和节奏，是中国同辐最大的压力来源。虽然每一个环节看似相对独立，但之间的质量关联程度很大，一个环节的质量不过硬，直接影响下一个环节，并影响产品的最终质量。

虽然有压力，但在时任中国同辐总经理王国光的心中，对这个项目还是“心里有底”。他相信，国产化的旗帜和情结会让中核集团集合各个领域最优秀的团队来联合攻关，共同突破。他也相信，中国同辐所拥有的专业化实力，能够把这些优势资源组织好、协调好。

“我们对于每一个环节的进展实行并联管理，而不是串联管理。”王国光介绍，在组织协调过程中，中国同辐并不是按照项目流程一项一项地走，而是同时准备或启动各个环节，齐头并进。这样的管理模式除了保证项目在进度上整体受控外，在质量控制和投资控制上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在钴调节棒研制阶段，中核北方核燃料元件有限公司（简称中核北方）根据研究内容设立了芯块制备、钴块电镀、结构件焊接、组件组装等10个科研课题组，并与课题参加人员签订了研制合同。同时，在每个关键质量控制点配置专职质量工程师，以日常技术沟通、月度节点检查、年度验收等方式加强管理，保证课题研制进度和质量。科研结束后，2008年，中核北方立即转入生产线的建设完善、工艺验证试验、设备工艺以及产品合格性鉴定工作中。由于当年年底要实现秦山三核104大修换料，为了确保这个“后墙”不倒，项目组人员边建设完善生产线，边建立完善制造质量保证体系和制造技术体系，最终用3个月的时间，建立起国内第一条专用钴调节棒组件生产线，编制完善了钴调节棒组件制造质保文件和技术文件300多份，自主建立了一套完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钴调节棒组件制造质量保证体系和制造技术体系。

为了节约投资，2005年3月，中国同辐与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简称原子能院）签订了“合建钴-60放射源热室协议”，共同出资合作建设热室，并将建设地点选在原子能院。工程利用原子能院已有相关建筑空地，建设3间屏蔽能力为10万居里的钴源封装热室和2个贮存能力为1000万居里的储存水池。

技术创新，完全意义上的国产化。

从设计开始的国产化，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国产化。为了保证钴-60项目的国产化程度，项目组在几乎没有任何外部资料可以参考的情况下，依靠自身的力量，从头攻关，迈过了一道道坎。

2002年，上海核工程研究设计院（简称上海核工院）启动了钴调节棒组件的设计工作。2004年，中国同辐跟上海核工院签订了设计合同。钴调节棒组件的设计涉及核设计、屏蔽设计、热工安全分析、结构设计和专用操作工具设计等诸多环节。面对如此大的设计变动，国家有关部门专家的评审过程也格外严格，1次预审查、3轮正式审查、1次遗留问题答疑，134个问题、41份工作单。从2006年6月，钴调节棒组件的设计方案正式提交国家有关部门审查开始，秦山三期和上海核工院的有关人员频繁往来于上海和北京，面对专家提出的每个问题，设计人员反复查阅资料，并经常讨论到深夜。这样的审查持续了两年多的时间，与新建核电厂一样严格。

确保反应堆的安全运行是钴调节棒组件设计的第一要务。根据屏蔽计算结果，钴调节棒组件在堆内辐照后会产生很高的热量，存在发生偏离泡核沸腾的风险确定装载方案后，设计人员便马不停蹄地开始了钴调节棒组件的热工安全分析工作。面对由380根排管和8个慢化剂入口组成的复杂堆芯，为了得到准确可信的结果，设计人员进行了1:1的三维流场分析。在当时有限的计算机硬件条件下，进行一次计算动辄数天。设计人员不厌其烦地进行模型的简化和算法的优化，终于完成了排管容器内慢化剂流场和温度场的计算，并以此为基础进行了多种工况下的热工安全分析，对钴调节棒组件入堆的安全性进行了充分论证。作为放射性产物的安全屏障，钴调节棒组件的结构设计必须确保万无一失。

然而，不同于传统的调节棒组件设计，钴调节棒组件在堆内辐照后还要解体、分装成钴源继续使用，因此，必须设计一种可拆式的连接方式。为此，设计人员集思广益、绞尽脑汁，最终依靠巧妙的“档环”设计，既确保了钴棒定位的稳固性，又实现了钴棒解体的便利性。正是这个凝结无数心血的小小“档环”，在最终钴棒束解体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事实证明，我们自己设计出的钴调节棒组件一点儿也不比外国人的差。”每每谈及此事，参与结构设计的老专家们总是非常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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钴-60具有极强的放射性，组件解体操作需在水下进行，因此必须研制一套与之配套的解体操作工具。面临设计资料的极度匮乏，尤其是对钴调节棒组件接收、解体和装载工艺还一无所知，解体工具设计团队只能“摸着石头过河”。

为了达到满意的效果，一个工具往往需要先提出几个甚至几十个设计初步方案，然后相互比较，再选出较理想的设计方案。为了降低操作难度、提高工作效率，设计人员想方设法精简结构、整合功能，设计出的多合一工具获得业主及操作人员的一致好评。

2008年，在接到设计审查获批的消息时，王国光长舒了一口气：“当时压力特别大，如果审批通不过，就意味着我们前期所有的投入都会打水漂。”

技术突破，填补多项国内空白。

钴-60国产化项目是中核集团自主创新的结晶。该项目研发工作始终以市场为导向，成功实现了科技开发和产业化的“无缝对接”，使科技成果迅速产业化。项目研制过程中，中核集团坚持立足自身，强化专业分工，创新组织模式，取得了核技术应用领域的重大成果，填补了国内空白，打破了国外长期垄断与控制，有力地促进了国内辐照加工行业的发展，其技术指标和质量水平达到了国外同类产品的先进水平。它不仅仅在设计上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在项目研制环节也取得了多项技术突破。2010年11月19日，中核集团在北京主持召开了运输容器研制成果鉴定会。在形成的鉴定意见中指出，研制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大容量钴-60运输容器，填补了国内空白，并达到国际同等水平。

2007年11月，中国同辐、秦山三期分别与中国核电工程有限公司（简称中核工程）签订了大容量钴-60棒束运输容器和工业用钴-60成品源运输容器设计、钴调节棒厂内运输容器的研发设计合同。中核工程虽然已完成多项如实验堆乏燃料运输容器等不同类型运输容器研发设计，但此次钴-60运输容器的研发设计，还是给项目组人员带来了挑战。钴-60放射源的活度高达40万居里，衰变热也比较大，达到6千瓦。项目组成员比喻说，这就好比一个功率是6千瓦的电炉子在燃烧。然而，容器的空腔比较小，散热面积比较小。项目组需要通过研发设计，让容器正常地把热散出去，又要防止外面失火的时候，把热传进来。

在反复的计算论证中，项目组研制出一种由防火套、防火盖和特殊散热片等组成的新型容器，解决了在小空腔内装载高衰变热的钴源、容器散热面积小的条件下的散热、隔热和减震等方面的技术难题。容器也经受住了9米跌落和1米贯穿试验以及800摄氏度环境下，火烧30分钟试验的考验。

同样，钴调节棒的研制也经历了一次艰难的历程。由于国外将相关技术完全封锁，缺少参考和借鉴，开发难度可想而知。中核北方发挥厂所合一的优势，在较短的研制时间里，突破了高密度钴芯块制备、钴块表面镀镍、结构件焊接、组件组装等多项关键技术，全面建立并掌握了钴调节棒组件制造工艺。在钴芯块研制过程中，钴芯块密度需达到钴金属理论密度的99%，采用常规粉末冶金工艺，很难达到该项要求。研究人员多次尝试，通过增加成型压力、增高烧结温度等方法提高钴块密度，但效果均不理想。面对该技术难题，技术人员集思广益，创新制定了粉末冶金结合高温挤压工艺制备高密度芯块工艺方案，钴块密度达到并超过了技术条件要求。

其次，在钴调节棒组件研制和生产过程中，类似的事例不胜枚举。2008年

11月，我国首批钴调节棒组件顺利出厂。2010年5月，首批钴调节棒组件出堆，解体出的钴芯块表面光洁、镀层完整，超出同类进口产品质量，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如果项目完不成，我不要任何报酬。”当时已70多岁的原子能院量热计专家姚历农，在接到钴-60放射源活度测量的任务时，无条件地接受了挑战。而在整个密封源制备中，这样的挑战和付出无处不在。

密封源制备涉及许多技术环节，包括包壳材料的选择、封装工艺、焊接技术条件、密封表面污染检查、活度测量等。其中，焊缝质量是影响钴-60密封源质量的关键因素。

为了生产出合格的钴-60放射源产品，原子能院钴源中心科研人员进行了长期不懈的工艺探索和试验，先后研制出了钴源工装设备、焊接台架、焊缝观察装置、检漏装置、活度测量装置，进行了大量焊接试验、焊接工艺评定以及放射源安全等级试验，使得焊接工艺和安全等级满足设计技术要求。

钴-60生产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是焊缝质量检查。以往采用的检查设备是潜望镜，潜望镜制造和维护成本高、定位困难、抗辐照性能差且易损坏。为了解决上述问题，科研人员研制出国内首台防辐射摄像观察装置。该装置安装在热室前墙内，摄像头本身不会直接受到辐射照射，延长了使用寿命，图像清晰并可以直接储存到计算机内，为工程建设节省了资金。

目前国际上钴-60放射源活度测量通常采用的方法是依据测得的照射量率

计算得出活度值。这种方法测量误差较大，容易引起争议。那时，老专家姚历农已退休在家，但为了研制万居里级钴源活度测量装置，他毅然走到科研一线。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他带领年轻技术人员进行量热计的设计、加工和调试，研制出国内第一台大功率γ量热计，测量不确定度达到5%以内。这台装置的建立保证了钴-60放射源产品活度测量的准确性，同时也为国内提供了强放射源标定场所。

将不锈钢组建替换成钴调节棒，对秦山三期重水堆工程来说，也是一个不小的工程。为此，秦山三期早在设计论证早期，就进行了操作规程的准备，并根据操作规程开发出专用的工具，尤其是设计制作了1∶1的模拟操作台架和模拟钴调节棒组件，开展模拟操作演练，培训了一批具有实践能力的合格操作人员。

2010年5月，首批钴调节棒更换比原计划提前3天完成。

在研发团队中有一位灵魂人物，他就是已经退休的秦山三期子项目组长唐炯然。每遇到关键难题，都是他带领大家坚持了下来。也正是在这种坚持下，大家“一次比一次做得更好”，促使换料工期从最初的18天，缩短到13天。

2009年5月27日，首批21根钴调节棒全部安全出堆。在运行的重水堆核电站生产钴-60同位素，完全满足设计要求，安全可靠，对电站安全发电也没有产生不利影响。1号机组连续安全稳定运行468天，还创造了电站自投入商业运行以来安全运行新纪录。

钴棒束运抵原子能院后，随即开始了钴棒束水下解体、钴棒活度测量等工作。当年的“十一”国庆期间，原子能院钴源中心的科研人员和工人主动放弃了休息时间，开始第一批产品生产。为了保持生产的连续性，他们常常工作到晚上八点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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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0月12日，我国自主品牌的钴-60密封放射源首批20万居里成功下线。

“我们给这个产品命名为CN-101，其中的CN代表中国，也代表中核集团。”对于这个命名，王国光很是骄傲。

在项目自主创新和技术攻关过程中，中核集团不仅申请了多项国家专利，还达到了锻炼队伍的目的。项目涉及相关单位的中青年职工有100多人。在老专家和老同志的指导帮助下，这些职工在科技研发、工艺设计、生产制造、项目管理、质量管理、商务管理、成果产业化等方面得到很好的锻炼，掌握了相关本领，对中核集团相关领域和专业人才队伍的培养及快速成长发挥了积极作用。

项目成果，就地产业化。

2010年12月8日，钴-60放射源新产品推介会在中核同兴（北京）核技术有限公司召开。会上，国内70%的放射源用户都来到了现场。很多用户表示，一直依赖进口的放射源，现在终于可以不再受那么多的限制了。推介会后，签订合同和意向性合同达到500余万居里。

研发功能一结束，马上投入生产，拿出产品，也是这个项目的最大特点之一。从立项开始，中核集团对这个项目的定位就不是一个纯科研项目，而是一个产业化项目，就是要把它做成产业，最终目标是拿出产品，卖出去。而对钴源市场有丰富了解的中国同辐，知道如何让产品走向市场。

随着钴-60产品每个环节的推进，中核同兴也在酝酿成立。在中核集团的协调下，2010年2月，中国同辐和秦山三期签署协议，决定成立中核同兴（北京）核技术有限公司，负责国产钴-60放射源项目的运营。中核同兴委托秦山三期利用其CANDU反应堆辐照钴-59调节棒，委托原子能院负责钴源的分装、旧源的回收、钴-60棒束和成品源的运输，中核同兴负责放射源的销售并为用户提供相应的技术支持和服务。

对于钴-60，所有用户买国外的产品已经几十年了。中国同辐知道，要想替

代国外同类产品，从一开始就要参照国外技术最高指标来设计生产。而一路攻关下来，最终生产出的钴-60放射源达到了国外同类产品的先进水平。

中核同兴相关负责人表示，国产钴源不仅技术和质量水平与国外产品相当，而且供货及时，价格合理，已被用户普遍认可和接受，深受辐照加工行业的赞誉，为我国辐照加工产业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充分体现了中核集团的社会责任。

国家高新示范工程钴-60国产化项目，是国家第一批民用非动力核技术高技术产业化专项之一，也是同位素产品中应用量巨大、极具影响力的项目之一。中国同辐股份有限公司联合秦山第三核电有限公司、上海核工程研究设计院、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中国核电工程有限公司、中核北方核燃料元件有限公司等单位共同合作，七年间一路攻坚克难、辛勤付出，最终实现了钴-60项目预定的全部目标。

2012年，该项目通过国家验收，共申请专利30项；2013年，又获得中核集团科学技术一等奖，国防科学技术一等奖。

2018年钴-60实现规模化出口，同年中国同辐“利用核电重水堆生产钴-60技术研发及产业化工程”项目荣膺中国工业大奖提名奖。

目前，国际上只有加拿大、中国、俄罗斯等少数国家拥有钴-60生产能力，国际市场前景广阔。中国同辐及中核同兴致力拓展海外市场，在确保国内钴源供货的前提下，积极对接国外用户与供应商，与其建立了良好的联系，为产品出口海外、建立销售渠道奠定了良好基础。

值得一提的是，长期以来，我国医用钴-60完全依赖进口，而国际上医用    钴-60供应严重短缺，严重制约患者及时就医和国内伽马刀医疗产业的发展。

在日新月异的核技术应用领域，关键技术原材料研发制造刻不容缓。2016

年，“医用钴-60放射源工业化生产技术研究”项目被列为中核集团“龙腾2020”科技创新计划项目，以打破我国医用钴-60放射源“缺芯少源”的局面。

2019年4月，由中国同辐牵头组织，联合国内优势单位共同研制的医用钴-60原料经过两年堆照后，在秦山核电重水堆1号机组顺利出堆。这标志着中国同辐一举打破医用钴-60原料全部依赖进口的局面。

2020年12月，国产医用钴-60放射源投入市场，伽马刀装上“中国芯”。

医用钴-60是伽玛刀设备的“心脏”，所要求的比活度远高于工业钴源，制造的难度更大。如今自主研发的医用钴-60生产技术填补国内空白。

这一刻，中国核工业人，等了实在是太久，所幸，没有迟到，如期而至。

【改制重组，焕然一新】

在钴-60国产化项目中，中国同辐坚定地扛起了技术和责任的大旗，以一种“不出成果不罢休”的气魄，一路攻坚克难，披荆斩棘，乘风破浪，终于驶向彼岸，获得惊喜的成绩。

在这份气魄背后，离不开中国同辐发展路上不断的改革和创新。

这一切，还要从中国同辐的前身中国同位素公司说起。

1983年，中国同位素公司经国务院批准注册成立，是全国性专业公司。归口全国同位素及有关产品的进出口业务，从事同位素产品的研究、开发、制造及销售，是中核集团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中国同位素公司20几个人的队伍，携50万元开办费，带着浓厚的计划经济色彩，窗入了改革开放的大潮。在经历上世纪八十年代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艰难转型的初创期，同位素公司走向了技、工、贸结合、自负盈亏的企业发展道路，造就出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的企业精神。通过九十年代走国际化合作道路，公司产业发展质量得到快速提升，培养出具有国际视野的经营理念。经过本世纪第一个十年的技术、产品等创新和利用资本运作等产业发展手段，公司专业化能力进一步提高，产业规模快速扩大。

2007年中国同位素公司改制为一人有限公司并更名为中国同位素有限公司，伴随公司性质和名称的变更，公司也发展成为核技术应用领域国际知名、国内最具影响力的企业，成为中核集团核技术应用产业的核心骨干。

2011年，中核集团发起，以中国同位素有限公司为基础，整合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的核技术应用产业：原子高科股份有限公司和成都中核高通同位素股份有限公司两家公司，搭建起中核集团核技术应用产业投资与发展平台。按照新的战略定位，中国同位素有限公司也更名为中国同辐股份有限公司。

中核集团这次核技术应用产业重组，是中核集团一次重大的产业资源调整、整合，涉及人员和资产的划转。由此，中国同辐承载起了中核集团几十年核技术应用产业发展的成果和未来发展的希望。而此时，在中核集团很多人心中还笼罩着多年前有关产业重组失败的阴影，大家无不为重组后的中国同辐捏了一把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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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分散对立到集中统一，从行动上协同再到思想上一致，从业务上的有序开展再到产业的完全融合，并非一蹴而就的易事。既然已经重组，集团的战略目标已经确定，面对挑战和困难，中国同辐没有退路，必须成功！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中国同辐领导班子坚定信心，精诚团结，从大处着眼、小处入手，充分发挥三家单位多年积累的行业经验、专业能力和资源等优势，以务实的工作作风、真诚的工作态度团结带领广大干部职工开启了同辐事业发展的新征程。

正如武健所言：“这一次是大重组、大融合，三家单位属性不同、文化有差异、管理模式不一样、股东结构不一致，更为关键的是，三家单位还存在着很多同质化的业务。过去大家在同一市场上拼杀，今天要坐在一起共谋发展，如何凝聚人心、调动各方积极性、整合好资源、发挥好我们的优势，以形成协同快速发展的局面，实现产业重组的目标，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第一大任务。为此，我们有针对性地做了大量工作。”

首先，公司确定了“抓两头、融业务、抢布点、促发展”的工作方针，积极实施“业务融合与强化管理并重、自主研发与外部引进并举、产品经营与资本运作并行”的产业发展策略，以此统一公司上下各级领导、员工的思想和行动。其次，公司成立了市场运营部、技术开发部和辐照项目部等部门，以统筹协调各单位对外市场运行、内部科研开发和辐照产业布局等工作，初步实现了内部资源的统筹和项目开发的有序开展，以及对外形象、政策和行为的统一。

不言放弃和精诚团结的精神，让重组后的中国同辐面貌焕然一新。“十二五”期间，中国同辐三个基地建设全面启动、医用高比度钴-60项目及多个药物开发项目立项、原子高科单独及与中核高通合作建设的多家医药中心落地。在市场部运营部的组织下，原子高科与中核高通联合开展核医学帮扶工作，同质化产品市场协同初见成效。2015年中国同辐销售收入和利润总额水平都达到了重组前2010年三家合并计算的2.7倍，年复合增长率达到了22%。这时，所有为中国同辐担心的同志都长舒了一口气，产业整合的优势得到充分体现，中国同辐重组成功了！又经过几年的发展，中国同辐于2018年在香港上市，自此，中国同辐乘着时代的顺势，又以全新的面貌和姿态，迈向新的发展道路。

【上市之路，上下求索】

2018年7月6日9点30分，坐标香港联交所，随着“3、2、1”的倒数声，中核集团总经理余剑锋、中国同辐董事长孟琰彬共同敲响了铜锣，这标志着我国“核药”领军企业——中国同辐股份有限公司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主板成功上市，成为H股核技术应用第一股。

中国同辐此次上市共发行7996.87万股，其中约70%为国际发售，约30%为香港公开发售，另有15%超额配股权。

2018年资本市场风云激荡。年中，多家知名“独角兽企业”即将在香港上

市的消息频频传出，吸引了众多投资者的目光。但风云变幻的资本市场向来不缺乏“冰与火之歌”。与前期预热大相径庭，股市低迷、招股遇冷，迫使一些企业或暂缓上市，或选择此前披露招股价格区间的下限。

而在这场资本角逐中，中国同辐如同一匹黑马，逆势突围，激发市场热度，取得了超乎想象的佳绩——“招股期间实现了价格区间全段覆盖，并实现了多倍覆盖”。

非动力核技术，万亿市场空间。

中国同辐董事长、党委书记孟琰彬百感交集：“我们成功了！为了这一刻，中核集团和中国同辐两年多来付出了太多的心血。”

古希腊数学家阿基米德说过：“给我一个支点，我可以撬动地球。”对企业来说，这个支点就是改制上市。通过股份制改造和发行上市，优秀中小企业能够借助资本市场的力量，迅速发展壮大，成为商界巨头和行业旗帜。

时间回到2016年，这一年中国同辐筹备上市的具体策划、落地工作。“当时就选择A股还是H股进行了战略考量。H股是国际股。中国同辐是一个完全市场化的企业，选择在香港上市能够提高中核集团与中国同辐的国际知名度与影响力，将有助于未来国际市场的开拓。另外，从时间成本来说，相比A股的审核制上市，H股为注册制上市，所需时间较少。”孟琰彬表示，“基于这些考虑，集团最终决定优先选择上H股市场。”

非动力核技术亮相港股市场，绝对称得上是一股清流。“核药”的独特与神秘，吸引了众人的目光，投资者们看到的是中国同辐的“硬实力”，以及可期的未来。

根据弗若斯特沙利文资料显示，按2017年的收益计，中国同辐分别是中国

最大的显像诊断及治疗用放射性药品、尿素呼气试验药盒及测试仪、放射免疫药分析药盒制造商以及医用放射源产品制造商，占据中国显像诊断及治疗用放射性药品制造的70%市场份额；占据尿素呼气试验药盒及测试仪制造的78.0%市场份额，占据放射免疫分析药盒制造的35.0%市场份额，占据医用放射源制造的84.5%市场份额。

中国同辐的业务包括放射性药品、放射源产品的研究、开发、制造及销售，以及辐照、独立医学检验实验室服务及其他业务，拥有放射性药品生产许可证、放射性药品经营许可证等重要牌照。近年来，中国同辐业务稳定增长，主营收入由2015年26.04亿元增至2020年43.01亿元。

而与这份成绩单一起呈现在投资者眼前的还有非动力核技术万亿市场空间。非动力核技术是世界强国重点发展方向，目前已广泛应用到工业、医学、农业、环保、公共安全、科研等诸多领域，并正在向现代科学技术前沿和若干新产业领域渗透。总览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核技术应用产业的贡献占其国民生产总值中约3%～4%。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核技术应用产业产值在国民经济中占比非常小，未来发展空间巨大。

“中国同辐实现上市，可以为下一步发展提供更多的融资渠道和更大的资本运营空间，以加快核技术产业发展，同时打造提升中核集团与中国同辐的国际品牌，为中国同辐成为国际一流的同位素与辐射技术应用产品和服务供应集团提供支撑。”孟琰彬表示，“更为重要的是，核技术应用是中核集团全产业链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同辐上市凸显了集团对加快发展核技术应用坚定决心与引领，也向外界传递了更加清晰的信号——核技术产业与人类生命健康有关，中核集团将致力于推进核技术发展，全力让核技术为老百姓提供更加美好的、高品质的生活，努力缩小与西方国家的差距。”

强大的后盾，在“破”与“立”中成长的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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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6月，深圳。明亮的阳光透过如洗的蓝天洒进现代楼宇，让简洁、宽敞的会议室更加明朗。一群身着西装革履的商务人士聚首于此，正在开展企业家精神培训。他们正是中国同辐的中高层管理人员。也正是这个团队，在过去两年半的时间里，协同作战，扫除上市道路上的重重障碍，为中核集团核技术应用产业阔步走进资本市场铺就着平坦之路。培训会上，孟琰彬宣贯了中国同辐发展新战略，并强调，要打破以往“按部就班”的惯性思维，快速进入角色，迅速适应跟上上市公司新环境新要求。

这是中国同辐冲刺上市的又一次“号角”。

事实上，在过去两年半的时间里，这样的“号角”持续吹响。为满足上市要求、未来的发展，中国同辐进行着全面的革新——组建精干领导团队、建立公司治理结构、解决同业竞争——在一轮轮的资源配置、一次次的“破”与“立”中，重新构建公司新的肌理。

2011年，中国同辐正式组建，由原中国同位素公司、原子高科、中核高通等三家单位，以市场和产品为导向组建板块，锻造出一个全新的核技术应用行业龙头企业，一定程度上为今天的上市奠定了基础。但不得不说，公司的这三部分，隶属关系不同、产权结构不同，它们业务领域、经营范围多有交叉，同时又存在竞争。这些历史遗留问题长期存在，阻碍着公司上市进程。

身份转变问题是阻碍上市的最大问题之一。“上市要求事业人员身份必须转企。这个问题不解决永远上不了市，同辐未来也没有办法甩开膀子干。”孟琰彬表示。但这涉及众多职工群众的切身利益，牵一发而动全身。人员身份该如何平稳转变？职工的利益又该如何保证？问题千头万绪，一股脑地砸了过来。

“为了上市，中核集团党组全力推动改制。两院的领导职工给予很大支持。而在反复沟通解释、耐心说服下，历经一年的时间，身份转换问题最终得到全部妥善的解决。这期间，中国同辐管理团队分工明确、团结协作，付出了很多心血，承担了很多压力。”孟琰彬说。

针对事业职工身份转换问题，在两个股东单位的支持和配合下，中国同辐采取了清晰明确和刚柔相济的政策。对300多名事业身份职工，中国同辐首先从干部入手，层层做好沟通工作，了解个人意愿。通过召开不同层级、不同类型问题的政策宣讲会，重点解释企业社保政策等职工最为关心的问题。在兼顾原则性、公平性和未来政策的不确定性等因素基础上，耐心做细工作，尽最大努力，为让更多的同志留在同辐，继续为他们热爱的同辐事业贡献力量创造条件。同时，也做好与两家事业单位的沟通和衔接，让每位回事业单位工作的同志，也能感到同辐的温暖。

“其实，无论员工最终放弃事业身份留在同辐工作，还是选择回到原事业单位工作，都是对同辐事业发展的支持，我们都理解并尊重。企业要发展，就要改革、要上市，对于这些员工来讲，他们要为此做出一次艰难的选择。这里有事业割舍方面的抉择，也有对未来利益上的权衡。在这个过程中充满了泪水，也充满了感情。我们对放弃事业身份，留下来与同辐共进退的同志表示欢迎的同时，也更增强了我们把同辐做好的责任和决心。对于那些离开自己心爱的工作岗位，回到原事业单位工作的同志，我们也要感谢他们，感谢他们过去为同辐事业做出的贡献和对我们上市工作的支持配合。”武健对此十分理解。

就整个社会发展、市场化竞争来看，中国同辐上市，其实亦是一次必然的选择。然而，在这次选择里，他们不仅要解决人员身份的问题，还有土地问题，权属瑕疵的问题……面对这些问题，中国同辐必须要做到人员剥离、资产清晰等，而这，并不容易。

此外，同业竞争也是监管部门核查的重点。回顾中国同辐当时的构架，核技术应用方向多、品种多，资源多，要把它们有效地组合起来发挥作用，实属不易，同时还要符合繁细的上市要求，更是难上加难。为满足H股资本市场的要求、规范，中国同辐将分布在不同单位中面向市场的技术资源、人力物力资源等进行了重新规范梳理。“可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工程，期间做了大量的工作。”孟琰彬说。

上市，除了要解决历史遗留的这些问题，还要有很多对现今情况的梳理和对未来规划的把握。中国同辐当时专门负责上市工作的员工，在上市的关键时期，为了争分夺秒，几乎连吃饭都是跑着去。

为了在2016年12月底前取得上级部委对中国同辐股改增资方案的批复，以避免重新开展审计、评估等工作，公司上市办的同志在12月的最后一周，每天都在相关部委持续沟通协调有关部门和领导的审批事宜。功夫不负有心人，在2016年12月30日最后一个工作日的傍晚时刻，当获批的消息，由在现场的公司上市办同志通过电话传到公司会议室时，在场的公司领导及有关同志都情不自禁地击掌相庆。这意味着，我们的前期工作不用重来，为上市赢得了宝贵的时间，我们在上市的道路上迈出了最关键的一步。

如今，当时参与上市工作的员工，还会彼此开玩笑说：“你看我，现在脱发这么严重，就是那个时候忙出来。”

“在中核内部防止同业竞争，应对市场发展有效整合资源才能提升核心竞争力，才能走向做大、做强、做优。此次借助上市契机，实现中国同辐资源整合，这对于中国同辐未来发展意义重大。”

而梳理过往，在过去的两年半的时间里，中国同辐围绕上市规范，期间解决了众多难题，主要问题和矛盾全部解决，实际上截至2017年上半年基本具备了上市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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