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盐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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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内容摘录

序

老  藤

盐是人类生命中不可或缺的物质，很难想象生活中如果没有盐会是什么样子，然而，不知是否有人注意到，写盐的文学作品却不多，有一部《中国历代盐文学作品选注》将此类题材作品几乎一网打尽，也不过1450篇，这个数字对于汗牛充栋的中国古典文学来说，可谓九牛一毛，实在是微不足道。

拿到黄瑞先生这部长篇报告文学《大盐滩》书稿后，不禁眼前一亮，辽宁文坛终于有一部关于盐的大部头作品了。从丰富盐文学书架这个层面上讲，黄瑞先生着实做了一件好事，这部作品给人一种剑走偏锋的惊喜；从选取内容上看，这部作品讲述了大连盐化集团发展奋斗历程、“盐化人”勤俭开拓进取精神，塑造了一批不畏艰险、创新奋进、不忘初心的群体形象，是一部很好的工业题材作品，值得读者一读。

古人讲：“天生曰卤，人生曰盐。”也就是说由“卤”到“盐”一定要经过人的加工，是人的劳动让盐变得可以食用，是人赋予了盐的灵魂，让盐有了文化内涵。写盐，关键在于写人，这一点黄瑞先生把握很到位，写出了盐滩之上制盐人的勤劳、情怀和担当。

人类食用盐的历史，几乎和人类的历史一样悠久。从小处说，盐与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从大处说，盐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安危相关。中外历史上，因盐发生的战争层出不穷。随着时代的发展，盐的生产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有着170年历史大连盐化集团的发展，是中国食品工业发展的一个缩影。大连盐化的发展与时代相关，与科技相关，与人的奋斗精神相关。述说大连盐化集团发展的历史，书写大连盐化人的精神，展现盐化人在新时代、新科技盐业生产中，体现出的对人民健康负责，对盐工业发展的贡献，让《大盐滩》有了文本温度和现实意义。

黄瑞先生是辽宁省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大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大连市传记文学学会会长、辽宁传记文学学会副会长，东北作家网、东北名网总编辑。曾在《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十月》《诗刊》《鸭绿江》等报刊发表散文、诗歌、报告文学等作品。已出版诗集《达紫香》；长篇小说《敏感地带》；长篇报告文学《为了这方土地》《铁血河山》《情满人间》《威廉警官》；长篇传记文学《商魂》等22部作品，多次获国家和省级奖项。可以说黄瑞先生是一位颇具实力的报告文学和传记文学作家，他专注当下，捕捉热点，往往灵感频现，出手不凡，这次他能一头扎进大盐滩深耕细作，可谓找到了冷门富矿，有此作品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卤中草木白，青者官盐烟。官作既有程，煮盐烟在川。”古代煮盐之烟是色彩最为浓厚的人间烟火，这烟火一直绵延至今，演绎着人生百味。希望黄瑞先生能再砺笔锋，煮卤成盐，创作出更多精品佳作奉献给读者。

2020年3月18日于沈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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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序 / 老藤

 

引  子

第一章  盐之初

美味之初

盐的战争

同为社稷

东北盐祖

 

第二章  呻吟的银滩

一度兴盛

腐败的清廷

大滩户

抗日烽火

 

第三章  曙光后的天地

难忘的第一

原始劳作

盐化工之初

愚公移山之役

不负重托

 

第四章  改革的春天

新的使命

教育第一

石头般的寂寞

一种精神

南海风云

 

第五章  艰难的抉择

不尽寒流滚滚来

一种责任

走向历史的十字路口

历史铭记

 

第六章  春风吹又绿

开局之难

破产吧

天赐良机

回归之路

土地保卫

 

第七章  世纪行动

永不停歇

科学的设计

难忘的时刻

 

第八章  盐化工独白（一）

社会责任

一面旗帜

享誉全国

改写纪录的人

北海道的新闻

 

第九章  盐化工独白（二）

初试之果

大溴素

 

第十章  告别昨天

新的飞跃

一次革命

特别工作室

银滩绘宏图

金色的节点

 

第十一章  新的征程

雷霆之势

规矩方圆

一处风景

落地生根

 

第十二章  品牌之役

共同的心愿

四天四夜

内蒙古之行

初探南方

海盐争夺战

一种使命

发白的票据

也是品牌

 

第十三章  水之利

一水多用

由来已久的保卫

毫不畏惧

探索学习

 

第十四章  共同的家园

温暖如家

“07”风暴潮

 

第十五章  向心力凝聚力

海盐之乡

“1848”神奇的平台

收获季节

 

第十六章  永远的大盐滩

地理标志

“一七零”的记忆

文化传承

一块大牌匾

 

后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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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子

煮海之民何所营？妇无蚕织夫无耕。

衣食之源何寥落，牢盆煮就汝输征。

年年春夏潮盈浦，潮退刮泥成岛屿；

风干日曝盐味加，始灌潮波塯成卤。

卤浓盐淡未得闲，采樵深入无穷山；

豹踪虎迹不敢避，朝阳出去夕阳还。

船载肩擎未遑歇，投入巨灶炎炎热；

晨烧暮烁堆积高，才得波涛变为雪。

 

——柳永《煮海歌》

 

一粒海盐，一片海的悠悠世界！

一方盐池，一群盐化人的漫漫人生！

海盐，味道的源头。海盐，生命的第一营养源。说起海盐，人们不由得就会联想到先人们踏着大象足迹寻觅“生命之侣”海盐的漫漫征程。

北纬39度，辽东半岛的最南端，“中国海盐之乡·复州湾”，这里是承载着“燕有辽东之煮”千年沧桑历史的优质海盐出产地。145平方公里的占地面积，37公里的海岸线，大连盐化集团有限公司就坐落在“中国海盐之乡·复州湾”。历经170年的风雨洗礼，沿着煮海为盐的历史一路走来，从生存需求到美味延伸，盐化人带着对海盐的生命期许，秉承“诚信为本”原则，演绎着舌尖上的精彩，创造了中国盐业的最初辉煌，为共和国的盐业史册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复州湾盐业的发展历史，也是历代盐化人的奋斗史。无数个春夏秋冬，那盛满希望的盐池边，走过一代又一代的盐化人！我们从古代走向现代，从新中国成立前的黑暗走向新生，从披荆斩棘、风餐露宿的第一代盐业人的肩担人扛，到如今的智能化无人管理，盐化人的工作条件好了，生产的科技含量高了，劳动强度小了，但不怕吃苦、任劳任怨、敢于担当、勇于奉献的精神没有变，正是这种精神，才使大连盐化集团成为全省六大国有盐场中唯一保存下来的盐场，才有了“中国海盐之乡·复州湾”盐业小镇骄人的称号，才有了“海湾牌”地理标志的认证，才有了“国家食盐生产定点基地”的荣耀，才有了今天大连盐化集团的辉煌。

辽阔如海的盐田，记录着盐化人的过去；像山一样的盐坨，积累着盐化人的辛酸苦辣；洁白如玉的海盐，诉说着盐化人的历史沧桑。风景如画的盐田，记录着盐化人昨天的故事，诉说着盐化人今天的奋斗，昭示着盐化人美好的明天！

这一切谁能忘记，这一切怎能忘记！走进盐化，走进盐化缤纷的画卷，走进盐化温情的故事，走进盐化多彩的岁月……

第一章　盐之初

复州湾的海，故乡的海 / 古往今来，涌动多少迷人的故事 / 每一片蔚蓝，都是历史的褶皱 / 一百七十年的时光，如白驹过隙 / 但在海鸥的鸣叫里 / 我看见，一代代晒盐人 / 山峦一样弯曲的脊背 / 征服了无数个风暴，留下黄肤色的戳印 / 闪亮的盐，这白色的黄金 / 你凝聚着大海的多少希冀/在风雨搅动的老盐池里 / 至今有多少无法破译的神秘

——《海湾杯·盐的母亲》

美味之初

从宇宙洪荒，到如今的大千世界，阳光、空气、水，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条件，是大自然的馈赠。在没有粮食之前，人类以野果、兽肉为食得以生存。人类是动物中唯一能思索、能创造的，所以有了石器、火药、指南针、造纸术、电、蒸汽机等让人类进步的发明。

盐是人类发明的产物。因为有了盐，才有了人类的健康，有了美食，有了生命延长的条件。

煮海为盐的传说，早已家喻户晓。

相传远古的时候，山东半岛南面的胶州湾一带，居住着一个原始部落，部落里有一个年轻人叫夙沙，他聪明勤劳，力大无比。使用一条用绳子结的网和一个用树枝磨成的木铳，每次外出捕鱼打猎，都会满载而归，被部落里的人称为英雄。有一天，夙沙在海边捕鱼，已到中午，他像往常一样，提着陶罐从海里打半罐水回来，刚放在火上煮，还没等鱼下到罐子里，便发现一头野猪在不远的地方寻找食物。夙沙哪能放过这个机会，拿起木铳就去追赶野猪。经过一场恶战，野猪被夙沙打死了，他扛着野猪回来时，陶罐里的水已经干了。而罐子里有许多白色粉末，他用手指蘸了蘸，放到嘴里尝尝，一股特殊的味道让他十分惊奇。之后，夙沙用它就着烤熟的野猪肉吃起来，味道美极了，是他从没有过的体验。于是，他把这个经历告诉了部落里的人们。部落里的人学着他把海水倒入陶罐里煮，都用煮出的那个白色粉末就着肉吃。

但那时的夙沙，并不知道那白色粉末叫盐，更不知道自己会是“煮海为盐”的始祖，所以他也不知道自己对人类的巨大贡献。

据考证，夙沙氏族是一个长期居住在山东半岛的古老部落，和传说中的洪荒时期的炎帝部落有着密切的关系。可以认为，夙沙部落长期与海为邻，不仅首创了煮海为盐的方法，而且在大约商周之际就已经在居住的地域进行推广和普及用海水煮盐。盐的发现，是人类历史上的飞跃。《中国盐政史》中称：世界盐业莫先于中国，中国盐业发源最早在神农时代，夙沙初作煮海为盐，号称“盐宗”。 20世纪50年代福建省出土的文物中，就有煎盐器具，证明了仰韶时期，当地居民已学会煎煮海盐。这一发现与史载资料相印证，可以肯定在4700年前我国山东到福建沿海一带已学会煎煮海盐。

据史料相互印证，中国盐起源的时间远在5000年前的炎黄时代，发明人夙沙氏是用火煎煮海水制盐之鼻祖，后世尊崇为“盐宗”。宋朝以前，人们在河东解州安邑县东南十里，就修建了专为祭祀“盐宗”的庙宇。清同治年间，盐运使乔松年在泰州修建“盐宗庙”，庙中供奉在主位的即是煮海为盐的夙沙氏，商周之际运输卤盐的胶鬲、春秋时在齐国实行“盐政官营”的管仲，置于陪祭的地位，可见后人对夙沙氏的尊崇。

盐的战争

自古以来，盐是国计民生的重要战略资源，历史上因盐引发的战争比比皆是。

中国人常说自己是炎黄子孙，从一些介于神话与历史的记载看，中华文明起源与两场战争有关。一个是“阪泉之战”，炎帝与黄帝大战，黄帝胜出，形成了“炎黄联盟”。另一场战争是“涿鹿之战”，炎黄联盟与蚩尤部落的战争，炎黄联盟险胜，因而繁衍至今。历史学家对当时神话般的战争描写分析后发现，这两场战争实际发生的地点，都是围绕解州的“河东盐池”。国学大师钱穆在《中国文化史导论》中说：“解县附近有著名的解县盐池，成为中国古代中各部族共同争夺的一个目标。因此，占到盐池的，便表示他有各部族共同领袖之资格。”

河东盐池是一个产盐的天然宝地。这片地区光照资源十分丰富，年降水量约为520毫米，蒸发量却高达2300毫米。同时猛烈的南风吹散了水蒸气，从而加快了盐晶体的析出。在当地的蚩尤村，至今保留着祭祀日神、风神和盐池神的传统。这样看来，黄帝、炎帝、蚩尤三方战争之所以战于河东盐池，争夺的战略物资一定是盐，而最终拥有河东盐池者更加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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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志》云：“夫盐，国之大宝也。”在很长的历史时期，拥有了盐，也就拥有了财富。

春秋时期的齐国就是因为盐而强盛。齐桓公时期的大管家管仲的“官山海”政策的实施，使齐国通过经营食盐收获了非常丰富的效益。山海就是铁和盐，铁矿石产在山区，盐产自大海，“官山海”使齐国就此成为春秋战国时期的强大国家。

有了齐国的先例，后世想富国强兵的统治者都纷纷效仿。汉武帝为了筹措打击匈奴的巨额军费，也向管仲学习，实行了盐铁酒的国家专卖制度，也就是对生活必需品和奢侈品进行国家垄断经营，还专门设置了铁官和盐官，对于破坏制度者的处罚也很重。“敢私铸铁器、煮盐者，　　左趾，没入其器物”，也就是胆敢私自贩盐制铁者，左脚趾会被砍掉。专营的好处是收益多，相当于百分之百的利润都归了政府，政府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可筹措到巨额经费，用于战争。汉武帝为了掌握全国的经济命脉，从经济上加强封建中央集权，抗御匈奴的军事侵扰，打击地方割据势力，推行了以桑弘羊为主所制定的盐铁官营，为西汉王朝奠定了坚实的财政经济基础。

历史上，因盐引起的战争数不胜数。春秋时，秦国和楚国就曾经因巴东地区的盐泉进行过很多次争夺战，战争的规模都在十万人之多，可见争夺的激烈程度。而最强盛的唐代则是毁在两个盐贩子手里。

盐业和盐税的争夺在民国军阀混战时期也是战争的重要导火索，这在西南军阀的争斗中更加明显。1911年10月30日云南宣布独立后，滇军便于当年11月14日和次年1月27日，分别以援蜀、北伐为名进入四川、贵州两省，援蜀军进入四川后，驻川南叙府一带几场战役后，进占自流井，掌握了当时四川最为重要的财富之地。因此，当地的盐税历来是四川最为重要的税收来源，盐税占全川常年赋税的三分之一以上，而川南盐税又占总盐税的九成。四川方面派出了川军第一师，与滇军交战后，抢回了自己的地盘，双方交战地点是自贡盐井30公里界场碑。川军第一师，就是原先的清末第十七镇，装备、训练和军官素质是川军之冠。加之滇军是孤军作战，缺乏补充，经不起久战的消耗，滇军被迫撤回云南。

在艰难的抗日战争中，盐甚至是决定中国命运的重要因素之一。日本本土雨量较多，海岸线曲折少滩，用盐还需要进口，所以对盐格外重视。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沿海地区相继被日本军队占领，淮北、山东等地产盐区先后被日军占领，河东盐池也被日军破坏，大部分产盐区成为沦陷区，全国盐源减少80%，盐税收入也大幅度减少。日本蓄谋已久占领中国沿海产盐地，力图以战养战，还有意切断沿海通往内地的盐运通道，想通过限制盐的供应扼杀中国的抗战意志，这就是日本当时推出的“盐遮断”战略。

中国毕竟地大物博，失去东南部的产盐区，还有四川大后方的盐场可用。四川自贡盐井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古代先民们不会想到，他们开发的资源成了拯救后人于危难之中的经济支柱。重视盐的日本当然也知道这一点，从1939年开始，日军就对自贡和其他大后方产盐区进行过长达两年的专项“盐遮断”轰炸，给中国人民造成巨大的损失。但盐区的工人们不惧怕牺牲，日夜生产，以盐税支撑抗战。同时，由于缺乏医疗物资，盐作为原始的消毒物资救治了许多伤员，白求恩在为伤员动手术时使用的消毒液就是用盐水制成的。抗战十四年，四川省盐业生产一直没有间断过。自贡的盐工们甚至还捐款购买了“盐工号”“盐船号”两架飞机来支援抗战。

马克库兰斯基在《盐的历史》一书中感慨道：“现在看来，为了盐而打仗非常愚蠢，不过以后的人们看到我们今天为了石油而打仗，也许会有相同的反应。”

在国外的盐事记载中，因盐而引起的战争也比比皆是。

法国革命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人们不满于沉重的盐税。在英属印度殖民地，只有英国政府才有食盐的生产权，他们大肆剥削印度沿海制盐工人，以牟取暴利。1930年3月，“圣雄”甘地和他的追随者举行了为期23天的游行，以抗议这种垄断。在到达丹迪后，甘地煮了一大块盐土，以此表示对法律的不满。这次游行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丹边盐路长征”。此后，印度人民开始自制食盐以抗议英国殖民统治者对盐业的垄断，而这次游行最终成为印度独立斗争史上的一块里程碑。

美洲的历史，也可以说是一部连绵不断为盐而战的战争史。谁控制了盐，谁就拥有了权力。如同意大利半岛那样，美洲大陆上所有伟大的文明中心都建立在能够获得盐的地方。印加人是盐的生产者，盐井就建在库斯科城外。在哥伦比亚，游牧部落也许是最先建立起永久性定居点的，因为他们需要盐，并且学会了如何制盐。他们的社会是围绕着天然盐水井建立起来的。奇布查族是一个生活在这一地区的高地部落，最后成为占据支配地位的群体，因为他们是最好的制盐者，奇布查族人也成为这一地区的统治者。

西班牙人来到这后，接管了盐水泉，也就接管了原来属于修道院的权力。西班牙人还促进了工业用盐需求的巨大增长。他们引入了需要喂盐的牛群，而这些牛的皮毛在繁荣的制革行业中，也要用盐进行加工处理。西班牙王室设置各种各样的盐税，盐价也由此变得十分昂贵。荷兰与英国也曾经因为争夺美洲大陆上的盐而大打出手。1684年，当百慕大群岛最终成为英国殖民地时，第一个总督得到的指令是“加紧耙盐”。

直到美国南北战争时期，盐还是相当重要的战争筹码。北方联邦军很快认识到南方盐的短缺对北方来说是一种重要的战略优势，谢尔曼将军决定断绝南方的盐。“盐是不同寻常的违禁品，因为它可以用于肉类的加工处理，没有盐，军队就不能生存下去。”他在1862年的8月这样写道。盐的思路，是北方联邦军队取得胜利的原因之一。

同为社稷

盐是美味，是财富，是战略物资，更是胜利的保证。所以自古以来，许多历史人物都与盐有关，古圣先贤与盐的记载也不绝于史。

心系盐民的古代圣君舜，十分关注盐的采集和盐民生活。在历山的西南有个盐池叫解池，是最早开发利用、自然成盐的大盐池。他经常到盐池，见到南风吹来，沿岸的盐水迅速蒸发，凝结成盐颗粒，朝取暮生，暮取朝复，取之不竭。舜身体力行，与大家一起取盐，虽然累得精疲力竭，十分辛苦，但有了盐，可以换回很多其他物资，老百姓因此可以解除贫困、痛苦和烦恼。有了盐，可增加财政收入，为治理天下提供保障。由于舜心系盐民，心系天下百姓，故受到老百姓忠心拥戴，舜治理的天下也由此进入远古文明的鼎盛时期。

胶鬲是古代第一位盐商，是孟子直接点出“举于鱼盐之中”的名人。胶鬲原为商纣王时期的大臣，遭商纣之乱，隐遁经商，贩卖鱼盐。昔日泰州祭祀“盐宗”的庙里供奉着三位“盐宗”，胶鬲是其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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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仲是中国盐业史上最有名气的名人之一。管仲是春秋时期的名相，他辅佐齐桓公，使齐国成为春秋时期第一霸主，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盐实行了官营。其创立的食盐民产、官府统购、统运和统销的食盐官营制度，虽有不利于民的一面，然而却大利于国，“为富国之大计”，各朝统治者无不重视。

诸葛亮制定盐政。三国时期的蜀国，经济之所以能够较为迅速地得到恢复和发展，并且取得较为显著的成效，与诸葛亮治理蜀汉的经济思想和依照其经济思想所制定的经济政策是分不开的。诸葛亮很注意盐业和丝织业的生产，实行盐业官营和开展蜀锦贸易。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各个历史朝代，凡是中央政府需要掌握雄厚财力的，大都要实行盐铁官营和开展贸易事业。诸葛亮的盐政思想，为蜀国与魏、吴三国鼎立打下了基础。

而清代的曾国藩，他整顿两淮盐务，对于清代，对于国民是位功臣。从咸丰十年（1860）到同治九年（1870），屡任两江总督，身兼两淮盐政。当时长江下游大部分地区被太平军所占领，淮南盐的生产、运销大受影响。曾国藩看到这一情形后，力争对淮南盐务进行整顿。他建议朝廷对所有楚、西各岸，自应赶紧设法运盐济售，抓紧整顿。淮盐不行，盐税无着，以致清政府的财政收入大减，这对清政府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为解决难题，曾国藩提出整顿盐务的建议。一为轻本，“既减厘以便商，又先售而后纳”；二为保价，凡商贩都是加资图利者，无不愿意盐价昂，保而不失；三为梳销，对邻盐加厘征税，使邻盐本重而淮盐本轻，这样做可以使邻盐化私为官，而淮盐亦得以增加销量；四为杜私，对明目张胆的私枭，可以派兵缉拿。

曾国藩的这些做法，对两淮盐务甚至对整个清政府的盐务都起到了重要作用，为清政府的税收建构了一条健康之路。

东北盐祖

《管子·海王篇》言：“燕有辽东之煮。”《东三省盐法新志》载，“明辽东盐场十有二，复州卫西有盐场”，“金城子村尚有旧城遗迹，其门额有‘盐场堡’三字”。这些记载说明在明朝初期复州湾地区的沿海一带已经出现“海水煮盐”。可惜明、清战争，民不聊生，盐业不能很好的发展。直到清顺治十年（1653），朝廷鼓励百姓移民大连垦殖，并设立州、县进行治理。直到康熙年间，辽东半岛才开始恢复生机，百业重振，盐业的发展才有了进步。但是这种延续已久的海水煮盐方法，产量一直很低。而且是以分散的作坊式的形式存在。东北的制盐业一直没有规模，效益也很低。

清雍正四年（1726），山东蓬莱人刘官闯关东来到复州湾南海头定居，发现了海水晒盐的秘密。从此结束了这个地区的煮盐历史。

那个时期，中国沿海地区已经有了海水晒盐的方法。据历史记载，在明初的山东海丰县，原名无棣县，因避明成祖“朱棣”之讳，改名海丰县，1914年又恢复无棣县之名。在明世宗嘉靖元年（1522），海丰盐场率先易“煮”为“晒”，一直沿用了2000多年的传统制盐旧工艺，被无棣人发明的新工艺所代替，使盐业向前迈了一大步。

然而，在中国东北的盐业发展史上，刘官是值得铭记的。他为东北的盐业，特别是复州湾地区的盐业的贡献是空前的。

刘官原为山东蓬莱鸭儿湾人。雍正四年（1726）时，因家中人多，租用地主的土地交不上租子，被地主逼迫，带着大儿子开伦、二儿子开瑞，与36个闯关东的人，乘着一艘木船，从蓬莱起程，跨越茫茫大海，在石河驿港口下船，之后落脚复州湾地区的南海头。

刘官虽然落脚了，但心中一直挂念山东的家人。伯父、伯母只有一女，已外嫁他乡，父亲、母亲也已经年迈，妻子樊氏身边还有两个未成年的孩子开玉、开仁，日子一定更加艰难。临别前夫妻商定，刘官先走，在东北立脚后，再回来接家人们。

那时的南海头叫老龙头，四野无人，荒草丛生。父子三人凭借体力开荒种地，当年就有了收成，次年更好。积蓄下了许多粮食后，刘官决定运粮回家探亲并接家人。

只可惜，刘官回到老家时，已经面目全非。乡邻告诉他说，因为饱受地主折磨，四位老人先后去世，妻子樊氏带着两个孩子也闯关东找他们父子去了。

刘官欲哭无泪，痛心到了极点，只好卖了粮食，给四位老人上坟之后，又返回老龙头。

樊氏带着两个孩子，一路乞讨，最后也坐上了开往石河驿的船。因这期间，有回山东的人捎了口信给她，说刘官父子在东北的石河驿落脚了。她只记住了一个地名，具体的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在石河驿下船后，两眼无望的她，饿得几乎昏迷。幸而被一个开茶馆的王老夫人解救，给她吃的，安排住的，还收她做了干女儿。虽然生活有了着落，她心中一直惦记着丈夫和两个儿子。王老夫人心里也十分明白，给她路费去寻亲人，并告诉她，找到来个信，找不到还回这个家，自己在茶馆里也会帮助寻找。娘俩泪别，樊氏带着两个孩子去寻找丈夫。

一路千辛万苦，可苦寻无果。一天，娘仨正在一个大山脚下休息，突听有人喊“救孩子”。原来一只野狼把一个小孩子叼跑了，后边众人追，狼慌不择路，撞上了这娘仨。开玉、开仁为了保护妈妈，情急之下，拿着手中的棍子向狼打去，狼被吓跑了，孩子得救了。他们救下的是一个举人的独子，举人对娘仨千恩万谢，得知他们的处境后，举人把他们领到家中，又把山上的两间草房和草房附近的12亩田地赠送给了樊氏。一则有住处能更好寻找亲人，二则有了田地生活也算有了保障。为解除樊氏的后顾之忧，举人还立了赠送的字据。

刘官返回老龙头前，在石河驿下船后，去茶馆喝茶，茶馆里人很多。这时王老夫人像往常一样，高声说道：“诸位爷们儿，你们当中有没有知道从山东鸭儿湾来的刘官？”刘官应声而起，说：“老大娘，你找刘官有什么事吗？”老夫人就把樊氏寻亲的事与刘官说了一遍。

刘官悲喜交加，追问樊氏走的方向。老夫人说是向北，北方大约是复州城的方向。可惜刘官思亲心切，追错了方向，向西直到金州也没找到娘仨的影子。刘官追亲无果，只好回到老龙头想择日再找。

一段时间过后，刘官为了感谢老夫人搭救妻子和孩子，并想打听这段时间妻子有无信息，就起程带着礼品赶往石河驿。万万没有想到，他赶到那个能给他带来希望之处时，茶馆居然不见了，一片大水过后的样子。原来几天前的夜里一场大雨，把河边的茶馆冲倒了，睡梦中的王老夫人不幸遇难。刘官只好在王老夫人的坟前烧些纸钱，怏怏而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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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刘官离开老夫人坟前一个多小时后，樊氏也来到坟前给老夫人烧纸。原来樊氏在举人给的房子落脚后，寻找亲人没有结果，就与两个儿子开荒种地，以求生存。这时她想回石河驿看望干妈，没想到回到石河驿时，才知道干妈已经不在了，她痛苦之极，就买些纸钱，来到王老夫人坟前祭拜。看到刚刚有人烧过纸钱，她心里还有一丝安慰，干妈为人善良，死后还有人祭拜她。但是她万万没有想到，这些纸灰，竟是她朝思暮想的丈夫烧的。

或许人生都是缘分，她与丈夫刘官的缘分，已到尽头，这一个多小时的错过，竟是他们永生的错过。从这之后，樊氏再无音信。

刘官寻亲好久，音信皆无，也只好作罢。他开始把精力放在开荒种地上，想多种些地，也好为两个儿子娶妻生子之用。

当时老龙头的西边有一片芦苇滩，在它的中间部分有一处高地，高出地面有三尺多，在长大潮的时候高地就淹没在水里，高地上有洼处，退潮时洼处就存留下了海水。平常潮小是淹不到高地的，这时高地洼处的海水经日光照射和蒸发，久而久之就结晶成盐。首先发现这一现象的是开伦和开瑞，原本刘官是不许他俩靠近芦苇滩的，原因是怕有狼。但这一天小哥俩因追赶一只漂亮的大野鸡，误闯进了芦苇滩，在高地中的洼地处意外地发现了一些亮晶晶的东西，就带回家中一些。刘官仔细一看，再用舌头一尝，知道是盐，就让小哥俩领他去看。一到现场，刘官非常惊喜，把发现的盐全部拿回家中。过了好长时间，在原处又长出一茬。他们在四周查看一遍，又发现了三四处。

盐多了吃不了，刘官就带着盐去泡崖、复州城卖掉。这种自然结晶的海盐又白又咸鲜，十分受欢迎。之前，当地居民吃的都是金城子盐场堡烧制的烧锅盐，这种盐的产量小且熬制效率低，盐的色质发黄、味道苦涩。

看到这种盐受欢迎，可数量有限，刘官当时想，怎么才能增加产量呢？思量再三，只能是自己动手增加产量。在仔细观察小滩产盐的过程后，他总结出来一些经验，海水要经过长时间日晒、风吹、蒸发后出盐，而高地上的海水是涨潮的时候才有，不是天天都有。要想多产盐必须扩大地盘增加海水存量，再保证足够的日晒时间，就可多产盐了。

此后，他带领两个儿子，就在原地段把地面整平，四周筑起一道挡水坝，大潮时就拦些水在坝内，退潮时把水门堵上，这样海水存量就多了。如果日光不足或日晒时间不够，盐没有生出来，下次大潮不让进水，可以延长日光照射时间保证结晶成盐。实践证明，这个做法很成功，盐的产量增多了，刘官的日子也好过了。后来两个儿子都娶妻生子，一家人生活无忧。

刘官晚年时，在老龙头附近的柞木沟一个山谷里，发现一处风水宝地。在绿树环抱中有一块平地，芳草如茵，透过树林南眺，能看到海上帆船晃动。它的下方还有一处清泉，这里谷静泉幽，还有野鹤长鸣。他还看见一只漂亮的大野鸡与一条长有红色冠子的蛇在那里嬉戏相拥，叫他目瞪口呆。他叫来开伦和开瑞，用石头堆起做了记号，告诉他们，这是龙凤之地，他死后就埋在这里，一定给家族带来好运。可惜的是，当他真正死后下葬时，正赶上大雾弥漫，开伦和开瑞没有找到原来的位置，因时间快至中午，不能再等。当太阳出来雾散后，他们发现下葬的位置偏离了一些，或许这是命中注定。

显然未能将家族带到龙凤之地，但他却造福了这方百姓。

也许刘官到死也不会意识到，东北地区从“海水煮盐”到他发明的“海水晒盐”可以说是一场盐业的革命，生产率的提高，劳动力的减少，推动了社会进步，促进了东北盐业的发展，造福了百姓。

由此看来，说刘官是东北地区的“盐祖”，实至名归。

第二章　呻吟的银滩

每个晨光微启的清晨 / 你行色匆匆 / 布满卤水和汗渍的衣衫 / 是你特有的迷彩 / 风高阳明的日子 / 催促脚步奔忙 / 海风轻拂黝黑的脸 / 是你永不褪色的名片 / 田格交错的网 / 你穿梭其间 / 是最美的耕耘者 / 波澜荡漾下 / 粒粒洁白梦想茁壮成长 / 你是最美的圆梦者 / 每个晶莹剔透的“精灵” / 都得聆听你每个器具温柔敲击的交响 / 那歌单调不高亢 / 却响彻银滩

——《复盐人·咸土地的歌者》

一度兴盛

复州湾这个冬天似乎格外的寒冷。早晨升起的太阳连一层薄雾也没有瞪开，白茫茫的大雪把大地盖得严严实实。

据《复县志略》记载，清嘉庆十三年（1808）冬，复州有一个商人名叫李君材，经商四处游走，且喜欢交朋好友。路经营口时，遇到了一位山东姓姜的商人，在交往过程中，二人处得十分融洽。一次席间，姜姓朋友谈起了自己制盐的特长，这叫李君材非常高兴，于是他邀请姜姓朋友一同来到复县，选择复州湾附近的名叫拉脖子的地方，创建盐田，戽水晒盐，卓有成效。盐滩附近的白家口等地都纷纷仿制，是建滩之始。

拉脖子盐滩的建成，对周边影响很大。陆续有望海甸、羊官堡、小岛子、孙家屯等地相继建起了具有一定规模的盐滩。这些盐滩都是以刘官的海水晒盐方式进行制盐的，加之规模化，使滩田所有者收入颇丰。盐业的快速发展，让清朝政府看到这个地区的盐业已经成为朝廷税收的重要组成部分。到1848年时，复州湾地区的盐滩发展，已进入一个兴盛时期，所以人们把这一年作为复州湾盐场的创始年。因而到2018年，复州湾盐场已经有170年的发展历史。

光绪三年（1877），清朝在奉天府设立了隶属奉天将军署粮饷处的复州盐厘局，这也是朝廷在东北设立的第一个盐业管理机构。

复州盐厘局成立后，清朝政府相继采取了许多办法，对滩田及盐户进行管理。因为盐税对清廷十分重要，所以管理十分严格。一是制作统一的三联式票据，用作运输销售海盐的依据，盐商无票严禁运盐；盐票分离者按走私论处。二是令所有盐户推举有能力的滩长，滩长管理检查票据后才能向盐商发盐，还要根据不同时期盐价出现的波动向政府汇报审核后制定统一标准，防止盐户为了谋取私利任意提高或压低盐价，造成市场混乱。三是统一计量工具，一律用官秤，规定每斗为60斤，一石为600斤。三种措施的制定，使复州地区的盐业管理有了很大进步。

天有不测风云。正当复州盐业迅速发展的时候，外国列强开始了殖民统治，让刚刚起步的复州盐业回到谷底。旅大地区被划入沙俄租借地后，沙俄就把金州盐场、三官庙盐场等地划入管辖之内，并占领营口，控制海关，不允许复州湾盐厘局的运盐船进入港口转运，致使大批海盐销路被阻断。这一年，海盐销量只占正常年份的十分之一，使复州盐业蒙受巨大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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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俄进入复州盐业后，不法盐户为所欲为，严重地扰乱了盐业管理秩序。这时清朝政府也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也想尽解决办法。先是在奉天省试行了海盐官督商销的办法，新办法的试行使生产源头和销售过程都得到有效控制。之后，清政府又对盐滩进行普查登记，发放滩田执照。这也是第一次发给滩主执照，极大地调动了滩主生产积极性。

清朝政府腐败无能，外国列强在中国的领土内发动战争、争夺利益，中国人在颤抖，复州湾盐田在颤抖！

腐败的清廷

日俄战争后，日本强行接管了沙俄在旅大地区的特权。从此开始了对旅大地区长达近半个世纪的统治。日本刚刚统治旅大地区，就以交流岛盐滩是俄国人所创为借口，强行占领交流岛地区盐滩。

1906年6月，日本把五岛纳入“关东州”版图，交流岛、骆驼岛盐滩归金州盐场，为五岛管界。日本人看中了这个地区的自然条件得天独厚，海盐产量高，而且质量非常好，这也是日本人后来在交流岛经营盐田的原因，以为其掠夺资源做好准备。

1907年，奉天官盐总局改称东三省盐务总局，由田台迁驻营口。从盐业管理机构的多次迁址、更名以及盐业管理官员的频繁更换，可以看出当时社会的动荡不安给盐业管理带来的困难，同时更加有力地说明了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清廷始终把盐业税收当作重要财源。况且复州盐业在东三省的盐业中又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东三省盐法新志·运销篇》中记载，奉天滨海地皆盐，吉、黑各城，蒙古、热河皆食奉盐。而奉盐中又以复盐居多。

宣统元年（1909），日本在交流岛山西屯成立了“东洋制盐株式会社交流岛出张所”，也就是办事处。

这是日本在东北建立的第一个盐务管理机构，标志着日本在复州五岛经营盐田的开始，该地也是日后实施不断扩大盐田规模、掠夺地区资源的根据地。

1911年，清政府对全国盐业发布了最后一个命令，将盐厘及积压项杂捐、经费等并入一起，统称为“盐税”。

1912年9月，“东洋制盐株式会社交流岛出张所”并入“大日本盐业株式会社”，成立“大日本株式会社普兰店出张所五岛事务所”。这说明日本在此经营的规模不断扩大，并将掠夺来的中国人民的财富，源源不断地运往国内。

连年战乱使国家元气大伤。“中华民国”之初，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对盐业管理机构进行改革并制定了严格的管理制度。先后出台《奉天场警办事细则》《私盐治罪法》等，凡未经过东三省盐运署特许而制造、贩运、收买者犯私盐罪，根据情节处以罚金、拘役、判刑直至死刑。

总之，从沙俄到日本，直到民国，中国政府哪个阶段也没放弃对复盐的控制和管理。盐的重要性，早已是不争的事实。

大滩户

在《复州湾史话》一书中，记载着“复州湾”名字的由来。

复州湾这个地方，最开始叫五湖咀。据1958年《复县地图》记载，今炮台镇高家的南海边，沿海往东北，今普兰店市的枣房南海边，这条小海湾里，由西往东排列着头湖咀、二湖咀、三湖咀、四湖咀、五湖咀，这条海湾被称为五湖咀湾。因此，当地群众称其为五湖咀。从清朝乾隆年间开始采煤后，就改叫煤窑。为什么改叫复州湾，得从一个人说起。曲宗泰又名渔航，字癸午，汉族，长兴岛下堡村人。宣统二年（1910）毕业于奉天法政法堂，先后任复县广盛乡议事会议员、复县议事会议员等职。

1918年，曲宗泰受复县公署的委派到煤窑去处理债务。在工作期间，有个叫前田的日本商人到煤窑来买煤炭。曲宗泰与他交谈时发现他随身带来的地图上关东州租界北边以复州湾为界。复州湾是一处海湾，在今仙浴湾附近，这样一划，煤窑这块宝地就划到关东州地界里面了。这时五湖咀湾北部的枣房、二道岭、三官庙等屯，都属于关东州普兰店的快马厂会管辖。日本侵略者看快马厂会与煤窑邻近，就妄想把五湖咀变成租借地，好掠夺这里出产的煤炭、黏土、海盐等物资。

曲宗泰将此事立即呈报给省政府。为了不让日本侵略者的阴谋得逞，1928年，张学良接办振兴煤矿后，把五湖咀改名为复州湾。

在这块土地上，人们赖以生存的方式，制盐就是其中之一。所以，多年来盐户们尽管遭遇多重磨难，一些大的滩户也脱颖而出。其中代表人物，就是当时最有名气的殷家沟的大滩户孙春和。根据《新志》记载，民国成立，盐政更新，1914年遂改复州盐厘分局为复县盐业局，由小岛迁往迟家屯（今在大连盐化集团总部复盐场部所在地）。殷家沟则被誉为“滩田整齐，水圈齐备，优秀程度为全县之首”。殷家沟大滩户孙春和，在这一片地域里拥有滩田120副斗，滩田数量全县第一，年可产盐1.5万余吨。

孙春和将继承的父辈产业发扬光大。虽然现在早已看不见他经营的盐田规模，但从他居住的院落那种气派程度，就可看出他当年一定是富甲一方的大财主。孙春和居住过的院落就在复州湾郭屯，盐化集团原第一制盐场场部所在地。百年之前，一户孙姓人家靠着这片盐滩，很快成了富甲一方的地主盐商。孙家开设的盐场叫丰德泰盐场，孙家修建居住着的大庄园叫丰德泰庄园。丰德泰庄园修建于清朝光绪年间，到现在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院子呈长方形，东西走向，占地7000多平方米，围墙3米多高，围墙四周设有碉楼、箭垛等，功能是瞭望和御敌。

1923年，这座大庄园传到了孙春和手里，孙春和也是这里最后一任主人。孙春和非常聪明，广交朋友，又被人们称为“孙八仙”，意指他非常有能力。孙春和掌管盐场后，生意十分红火，家中日进斗金。有钱了，他把这座祖宅进行了重新修建。大院内分成4个小院，每个小院的正房房脊相连。扩建后的丰德泰庄园房间达到200间之多。当地人传说，扩建庄园时，孙春和特意花重金从奉天请来一批能工巧匠，而且施工时非常神秘，不准外人窥探。当时乡邻们就猜测，孙家不是简单的修房屋，一定还有别的打算。

人们的猜想没有错。新中国成立前夕，丰德泰庄园被农民围堵，可是当人们把大门撞开，冲进庄园后却发现，孙春和一家竟然全部不见了踪影，就连长工也说不清是怎么回事。直到20世纪90年代，有村民在庄园的后山上挖土，发现一条暗道，直通庄园内部，这个玄机才解开。

青砖灰瓦的丰德泰庄园，可以代表百年前辽南民间建筑艺术的最高成就。一木一石、一窗一棱，每一处都十分精细。更特别的是伙房的烟道，烟道不走墙壁，而是走檩木上钻洞的空间，让伙房的烟从檩木中间钻的洞出去。为什么这样做，至今也没有人能说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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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德泰庄园墙壁上的壁雕，每一幅图案都有着迷人的魅力。庄园房屋的梁柱用的都是百年以上的红松木，至今看上去仍是条理清晰，手感极佳。据说，当时每根柱子的底部都用一块大洋垫着，200多间的房屋要有多少根柱子，得需多少银元，得有多少盐工们的血汗。

岁月流逝，孙家早已时过境迁。可惜的是，丰德泰庄园没有被很好地保护下来。20世纪80年代，丰德泰庄园大部分房屋已被拆毁，如今只有80多间保留下来，成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抗日烽火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占五湖咀地区，就是现在的复州湾地区。日本人是看中了这里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从那时起就逐年加大对这里的投资，还利用当地大户和豢养的汉奸，对民滩实行挤压、收买、兼并甚至霸占，使这一地区的20多家滩户难以维持而倒闭。这期间，日本控制下的盐田猛增，而民滩发展异常缓慢。

1934年，日本政府派一位少将率百人盐业调查团来松木岛等地调查。经过论证，他们认为这一地区可以再增加1000副斗盐田的规模，所产之盐全部供日本工业用。从此日本人大规模修建滩田的序幕拉开。从1934年开始，日本人加快了侵略的步伐，陆续建成和扩建、竣工了大批盐滩。三官庙、西中岛、松木岛、拉脖子、凤鸣岛、骆驼岛、望海甸等盐场都投入了使用；日产300吨的凤鸣岛洗涤盐工厂竣工，同时还建成了通往坨台的3公里长的轻便铁路。

随着日本控制下的盐场和设施的不断增多及管理的需要，1938年，他们在山西屯建起办公“小白楼”和日员家属宿舍，明目张胆地暴露了他们妄想长期在此经营盐业的野心。1939年，拉脖子至松木岛2.8公里主线、支线轻便铁路通车。

无论是盐滩的增加、化工厂的建设还是盐田设施的大量投入，最终目的就是通过快速扩大生产规模的方式，掠夺更多原盐和化工原料，为他们发动侵略战争做基础。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日本侵略者的高压统治，并没有使这里的人民屈服，近半个世纪以来，他们心中的愤恨早已形成，现在更是转化成一股势不可挡的力量。在全国抗日战争形势的影响下，人们已逐渐觉醒，只有同日本人战斗，才能保卫自己的家园。

复州湾地区的盐场、厂矿中，一些进步的年轻人秘密加入了“大连抗日放火团”。

“大连抗日放火团”是抗日战争时期活跃在大连地区的抗日组织。1933年，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建立了由部分国家抗日青年参加的以破坏日本占领区内的军事设施和战略物资为目标的国际情报组织训练班。1934年受训回国的中共党员姬守先、黄振、赵国文等人，在上海设立了指挥中心，并把大连作为战略破坏的重点区域。“大连抗日放火团”1934年成立，先后在码头、仓库、满洲油漆株式会社、陆军仓库等10余处成功地实施了放火破坏活动。抗日战争爆发后，“大连抗日放火团”的放火斗争掀起高潮。从1938年2月至1940年6月，仅在大连港码头就烧毁了日本军用纸张库一座，装有粮食、棉花、砂糖、机器、杂谷等物资的仓库11座，还烧毁了日本刚从意大利买回来的一架飞机。

日本人发疯似地抓捕抗日放火团成员，可中华儿女前赴后继，热血男儿不断涌现。当时在白家口盐场的两名青年盐工就加入了抗日放火团，他们白天做盐工，晚上去抗日，直到日本投降。

而苇莲坨子石坑工人左有文等，1943年起，就偷出打石头的炸药，秘密运往山东黄县根据地以支持抗日作战。铁路炸毁、敌炮楼炸飞，这里面有左有文他们的功劳。1945年6月，为了迫使日本人接受不打人、缩短工时、给足口粮和补发饷粮四个条件，拉脖子日滩百余名工人进行了为期4天的罢工。这些不屈不挠的斗争，中国人认死不当亡国奴的精神，使我们终于迎来了曙光。

1945年8月15日，是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一天，日本人投降了，中国抗战胜利！这一天的到来，使统治复州盐业几十年的大日本盐业株式会社普兰店出张所五岛事务所、满洲盐业株式会社在这片土地上永远消失了！

第三章　曙光后的天地

蓝盈盈的大海 / 晴朗朗的长天 / 火辣辣的日子围着那太阳转 / 一千滴海水凝成一粒盐 / 一万颗太阳也不会把海水晒干 / 噢，海还是那样深 / 天还是那样蓝 / 却有那梦和情都在海里边 / 苦涩涩的汗水 / 白茫茫的海岸 / 黑黝黝的脚板围着那盐滩转 / 一千滴热汗凝成一粒盐 / 一万次升腾也不会把岁月改变 / 噢，盐还是那样咸 / 滩还是那样宽 / 却有那爱和恨都在盐里边

——《复盐人·爱之盐》

难忘的第一

春天的大地，一派盎然的景象。盐滩四周的风光，更是生机一片。

复州湾盐场的春天真正到来，应该是1947年的6月6日。这一天，国民党新六军所部与其国民党复县场公署官员，全部从复州湾地区撤出到瓦房店。复州湾地区迎来新生。

国民党撤走后，中国共产党立即接收了复州的公滩，同时扶助民滩，成立了白家口盐务管理所和五岛盐务管理所。为了实现党对复县盐业的统一管理，接收后不久便在白家口盐务管理所成立了党小组，这也是中国共产党管理复县盐业的开始，从此复县盐业走上了积极发展的道路。

1948年2月18日，工人上滩开始工作。这是大连解放后工人第一次上滩工作，定薪酬标准工资为250斤粮，实行评工计分累进工资的办法。解放后的工人们劳动热情高涨，3月18日，泉眼子盐场扒出了恢复生产后的第一批盐33吨。

全面恢复生产后，各项管理工作也走上了正轨。1948年4月，复县盐业第一次进行了由工人、组长和行政人员组成的生产联合大检查活动，对各盐务所生产方面的实际情况做了详细的了解。此时，工人们的劳动积极性和思想觉悟都是前所未有的。同年8月1日，复县盐业第一次参加全国劳动大会。大会在哈尔滨举行，于开和、王德润当选为职工代表出席会议。8月5日，盐务管理所又召开了首次奖励劳动模范大会。

1948年9月，随着盐区党组织的不断壮大，中国共产党辽南盐务管理局复州湾盐务管理所支部委员会和五岛盐务管理所支部委员会成立。11月，辽南盐务管理局更名为东北盐务管理局，1949年1月29日，五岛盐务管理所与复州湾盐务管理所合并称为东北盐务管理局第一分局，之后东北盐务管理局又改为辽宁盐务局。

1949年10月1日，随着一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更让历经苦难的盐工欢欣鼓舞，盐工们从此真正当家做了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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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盐的上层及横向调整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十分频繁，直到1958年1月1日，复盐组织结构及生产单位结构才趋于稳定。这一天，辽宁盐务局复州湾盐场、辽宁盐务局五岛盐场、辽宁盐务局石河转运站合并，定名为辽宁复州湾盐场，隶属辽宁盐务管理局，场部驻复州湾镇迟屯，下辖白家口、莲花山、拉脖子、冯王坞、交流岛、凤鸣岛、西中岛、望海甸8个制盐分场。由此复州湾盐场成了中国海盐四大盐场之一。之后，为了便于管理，把8个地名的分场名改成了数字，复州湾盐场开始有了一至八分场。

复州湾盐场与五岛盐场合并后，李泉任党委第一副书记主持工作，谢云开任第一副场长并主持工作。

原始劳作

新中国成立之初，盐工和全国人民一样，享受着当家作主的喜悦，但这个行业始终没有摆脱落后的生产方式。盐工们仍用抬筐、扁担、大耙、木锨和石磙等农具制盐，甚至还没有摆脱用水戽提水的笨重劳作。盐工劳动负荷之大、生活之苦、待遇之低，可居百业之首。造成这种状况，除社会、历史的原因外，最主要是落后的生产工具。《东三省盐法新志》记载：“奉省制盐之器最为简单，皆农家常用之物。”由此可知，解放前的复县盐场，只有日滩有电力扬水机，战乱中又遭受严重的破坏。

老员工冯作勤，已是91岁高龄的老人，一说起当年盐田里的劳作，脸上的表情一下沉静下来。

1948年初，刚刚20岁的冯作勤来到复县拉脖子盐场，当上了一名制盐工。那时的盐工苦是出了名的。盐工三大件，大耙子、大木锨、大柳条筐。大耙子是扒盐用的，大木锨是装盐用的，大柳条筐是盛盐运盐用的。杆5尺长的大耙子，扒一下就上百斤，整天地扒，需要多少体力？扒完盐，放在盐池的边上，第二天还要用大柳条筐装上盐，运往坨台。坨台高约3米，要踩着跳板上去，一筐盐有200斤重，还要上跳板，那是需要力量的。一天下来腰酸腿疼，躺在炕上都不想起来。

平常日子扒盐，人都要累趴下，一遇雨天，就更累了。那时是传统的海水晒盐，盐池里结晶的盐是怕雨水的，雨水大了，结晶的盐就会化掉，盐工们的汗水就会白流，所以一遇雨天，盐工们就要拼命地扒盐。不但下雨时这样，就是预报有雨，盐工们也要回到盐池扒盐，一直扒到池里没盐为止。有时三天两夜，有时两天三夜，盐工们累得倒在盐池边呼呼大睡。

冯作勤说：“那个时候，盐场的领导们也都知道盐工们的苦和累，也在想办法改变。只是那时国家太穷，一时半会拿不出更多的钱帮助盐田。”

复县解放后，接收了复县盐业全部的破烂家底，一靠艰苦创业精神，二靠国家扶持，在改变盐田设备落后、生产工具落后上开始下功夫，以保证生产发展。

冯作勤记得，1953年单轮手推车就出现了。别看是小小的单轮车，它的出现对盐工们来说是件天大的事。它代替了扁担和大筐，宣告了延续百年来扒盐、运盐肩担人抬的历史从此结束，单轮车成为复盐生产力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从这以后，复盐更加注重海盐生产中的设备改造与技术革新，逐步实现了海盐生产的扒、吊、尖、压的机械化。

老人的记忆很好，一口气说出了几个扒盐设备的成功使用时间：

1958年，第一台扒盐机进滩作业试验成功！

1960年，压滩机投入使用！

1969年，集扒、垛于一身的收盐机在八分场投入使用！

1970年，滩内装盐机和尖坨机在八分场进滩作业！

到1976年，复盐全场实现了海盐生产机械化和半机械化。

往事像电影一样，一幕幕、一件件出现在冯作勤的脑海里。

老人沉静的面部，一点点有了笑容。他说：“现在的盐工们幸福了，再不用半夜起来扒盐了，更不用扛大筐上跳台了。赶上了好时代，真是好啊！”

如果说冯作勤是20世纪50年代的盐工代表，他所记忆的故事，是50年代的缩影，那么75岁的孙述章，就是60年代盐工的代表了。他所讲述的盐场60年代的故事，又有哪些叫人感慨的呢？

孙述章是1968年来盐场参加工作的。他家住长兴岛，小时到盐场玩过，对盐场的印象就是大片大片的水池子，但那时他不明白水池子里的盐是怎么形成的，那么多工人为什么都穿着乌拉，鞋里怎么都是草。

1968年他到八分场工作，那时八分场叫望海甸制盐场。他来时，八分场的7个班组都使用上了手扶拖拉机扒盐，用卷扬机输送盐了。至1969年时，八分场又上了一部四轮车，这样简单的一台车，当时也只有八分场有，在八分场搞试点。直到1972年，四轮车才在盐场普及，有“69型”的和“71型”的。那时一个班组小的20多人，大的有50多人，因为原来有些民滩相对小，班组就小，而新建的滩大，人就多。那时盐场一副斗有8个池子的，也有10个池子的。小池子也有7米至8米宽，因为是人工拉盐，大了拉不动。

孙述章一参加工作就在班组住。一个班组住一个平房，5间房子都是打通的，五六十人住对面大炕，有时火炕这边热得不行，那边还冰凉呢。晚上七八点钟就得睡，早上两三点钟就得起来扒盐。每年四、五、六、七月都是大干的月份，从四月到七月每年都要大干一百天。因为这一百天，天热蒸发量好，是出盐好的季节。扒盐从凌晨2点到早上6点，回班组吃饭，一个小时后就要去推盐，用手推车把扒好的盐推到盐田里的坨台上，把盐堆好。至11点下班吃饭，一个小时后，又要下盐池子扒盐，到下午4点下班，吃饭后，还要去推盐。几乎每天每周每月都是如此。

那时盐工有一句流传的话：“不怕晴天太阳晒，就怕阴天大揭盖。”因为一预报有雨，盐工们就得整日整夜地扒盐。

那时，每人每月5斤细粮、55斤粗粮，而每顿吃的菜，大都是海菜丝、海带之类的大众菜。无论有菜无菜，盐工们都要拼命吃饱饭，不吃饱饭，就干不动活，推不动单轮车，拉不动大耙子。

一间屋子，住着五六十人，还没有洗脚的条件，每个盐工都是用裹脚布裹着脚，晚上睡觉时，满屋子都是臭脚丫子的味道。

孙述章参加工作时是合同工，由合同工转为正式工需要一年以上。但合同工中能转为正式工人的，只有5%的比例，所以必须是优秀的合同工，才能转为正式工人。孙述章肯吃苦，工作又上心，一年后，他就转为正式工人了。又一年，他当了班长。那时因老工人退的多，技术骨干都走了，有点青黄不接。他虽然当了班长，但技术上还要听副班长的，因为副班长是位老工人，技术到位。当年调资，他成了二级工，月工资调到了49元。他说那一年是他最开心的一年，不仅当上了班长，涨了工资，还娶了媳妇，忘记了工作的苦和累。

如今孙述章早已退休，但他对盐场的生活场景仍是念念不忘。特别是60年代，虽然苦些累些，他觉得有味道，也是他一生中最怀念的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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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化工之初

复州湾盐场的化工产业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可谓是一穷二白。这一地区早期的化工设施因战乱原因，已不复存在，几乎连影子都没见到。

早在1921年，有商人在松木岛筹建盐锅一座，生产精盐，名“洪源公司”。1935年，“满洲盐业”在洪源公司的基础上扩建5个化工车间，生产氯化钾、溴素、卤块和精盐等。同一时期，日本盐业在租界地的凤鸣岛建盐锅对原盐进行加工洗涤。

新中国刚成立时，盐化工生产只能用土灶、大锅土法生产少量的卤块、氯化镁等产品。1958年，在原二分场的场区内建造了一座小型化工厂，简称“二化”。化工厂开始，只是采用旧式设备生产氯化钾、氯化镁和溴素。因为生产工艺落后，生产出来的产品数量少、质量差。

但工人们的劳动强度却很高。生产车间里，敞口大锅散发出来的化工气体直钻鼻孔，气味难闻。这种落后的生产方式已经满足不了盐化工的发展，也影响了主业制盐的发展。但是，这种原始生产的方式也为盐场未来化工产业的发展总结出许多经验和教训。

1968年7月，复州湾盐场建成了具有相当规模的五岛化工厂，有四种产品相继投产，钾、溴、镁和无水硝，年生产能力合计达到了1.5万吨。1970年，“二化”也进行了设备更新和改造，锅炉和蒸发罐等近代盐化设备取代了原来的土灶和大锅。设备的更新和改造，不仅增加了产品种类，提高了产品质量，还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

1974年，根据盐场的制盐能力和企业的发展需求，复州湾盐场又新建一座化工厂，名叫金城化工厂，它的规模与五岛化工厂的规模相当。随着金城化工厂投入使用，“二化”被裁废。

总投资904万元，两个化工厂建成投产，这让复盐化工生产开始步入正轨，产业布局也趋于合理。

尽管复盐化工产业当时在复州湾盐场产值和利润中所占比重不大，甚至还时有亏损，但是为了解决制盐后的老卤不破坏环境、不给社会造成影响、不给百姓带来灾难的问题，复盐人一直在艰难探索。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复州湾盐场按上级指示精神，进一步制定出产品质量管理的一系列措施，让职工牢固树立“质量第一、信誉为重”的理念，全场掀起了全面质量管理的新高潮。

在化工生产中，实行产品不合格不验收、包装不规范不入库、分等立坨不混淆制度，即“三不”制度，强化了各道工序操作人员的责任感。采取工厂、工段、班组“三检”措施，做到层层把关，对产品质量齐抓共管，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氯化镁、溴素列为省市名牌产品，“飞雪牌”氯化镁于1985年获国家经委“飞龙”奖、国家银质奖。

愚公移山之役

“文革”十年，给中国人民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也使复州湾盐场的生产经营和企业管理工作遭受重创。但是复州湾盐场没有因此停止技术改造的步伐。

为了提高海盐的产量和质量，提高盐田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减轻盐工的劳动负荷，为了适应机械化设备进滩作业和部分工艺改革及开发利用盐业资源的需要，从1963年开始，复州湾盐场对盐田和盐化工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造、扩建和新建，从而掀起了实现“两化”的建设高潮。“两化”即草坯化，草坯镶池堰；石子化，池坝用石子披坡。达到“三不怕”，即不怕风吹，不怕浪打，不怕雨水冲击。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证明，草坯不是理想的护堰材料，而且因为取草坯还会严重破坏植被，最后决定停止使用草坯。石子披坡确实具备“三不怕”的特征，于是被广泛使用开来，到1986年全场池坝80%实现石子化。

1966年2月，二分场在全场又第一个开始修筑机车道路，获得经验后在全场推广。到1971年，全场共修筑机道2857条，总长400多公里，极大改善了滩内交通状况，保证了各种车辆、盐机具进滩作业。

王吉善是20世纪50年代入场的老职工，今年89岁。来场几年后，他被派往河北盐业学校学习制盐技术。学习结束回场后，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他就在盐场的技术部门工作，正赶上了1969年至1975年第一波的盐田改造时期。

老人回忆起那段时光，满脸的笑容。

当时的复州湾盐场是大连市的纳税大户之一，市委、市政府十分重视，是时任市长魏富海的蹲点企业。

魏富海经常与市盐务局的同志到盐场一线开展调研工作。1969年的夏天，他们在八分场调研时发现，盐池里的烂泥太多，影响了盐的质量，如果不改变滩田的状况，产量不会提高，质量也不会好转。他们与盐场领导一起研究后，决定对盐场滩田进行改滩，试点定在八分场。为了不影响生产，决定工程在冬季进行。

1969年的冬天，一场前所未有的盐田改滩战役，在复州湾盐场八分场正式拉开序幕。时任场长史林在一线与工人们一同劳动、一同吃饭。在八分场的盐滩上，红旗招展，锣鼓喧天，1000多人的工地上，你来我往，车水马龙，一派繁忙的劳动景象。除八分场全体员工参战外，整个复州湾盐场机关的全体干部也都参加了改滩大会战。

挖泥、换土、碾轧、垒坝，每道工序都一丝不苟。特别是换土环节，土要从很远的小平岛用盐田里的小火车运过来，再把盐池里的烂泥运走，用运来的青砂土垫滩，更要碾轧结实。

大会战一直持续到第二年的3月。经过两个冬天的“大会战”，八分场的300副斗的烂泥滩都变成了青砂底滩，提高了海盐产量、质量，也改善了盐工的作业条件。

王吉善老人回忆说：“那时领导工人都一样，吃一样的饭菜，干一样的活，最后领导也累得直不起腰来。可不知怎么的，那时再累也高兴，浑身上下有使不完的劲。”老人说话语音很大，脸色深红，带有盐田里的记忆。

复盐人对滩田的改造从这一时期开始几乎没有停止过。

在不断改造过程中，复盐人认识到，海盐产量的稳产、高产与结晶池的雨天防护紧密相关。于是，一项复州湾盐场生产工艺史上具有突破性意义的改革诞生了，这就是实行结晶池塑料薄膜苫盖，简单称为“塑晒”。这项工艺于1963年在二分场首次试验成功，产量和质量都有较大提高，遗憾的是，因为当时的资金和材料短缺等原因，未能及时推广，这一拖就是近20年！

不负重托

14岁就参加工作的姜吉全，今年已经83岁了，身体仍是那么硬朗。他高高的个子，四方脸庞，说话十分幽默。

参加工作时，因为年龄小，姜吉全被派往五岛盐务管理处当了一名通信员。说是通信员，其实就是领导的勤务员。但他聪明好学，领导十分喜欢他。由于表现优秀，他的领导升职了，他也因此几度变换工作，在不到30岁的年纪成了一名八级工匠，而且还入了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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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里安排姜吉全到一个基层单位当副主任，但他没有到岗。他有自己的难处，当时他工资每月已是97元，而那个副主任的岗位才挣70多元，对于家庭很困难的他来说，十几元可不是个小数目，家里父亲患病，共兄妹6个，他是老大，所以他选择还在原岗位继续工作。他的这一决定恰好给领导留下了一个非常好的印象，为他未来的人生埋下了伏笔。

因为姜吉全工作认真，踏实肯学，很快就被场里提拔当上了中层干部。1969年，他被调到五岛运输站当了一名普通干部，之后被调往金城运输站任副主任，没过多久，被调回五岛运输站当上了总支部书记。

当时，复州湾盐场是大连市纳税大户，而运输站是纳税的关键部门，盐只有运出去，税金才能回来。他虽是主任，但一直像普通工人一样工作在第一线。他的这一工作作风，被驻在盐场的大连工作组看在了眼里。铁路、税务、财政、经委等部门都派员工住在盐场，时任大连市长魏富海更是对姜吉全的工作作风赞不绝口。那时，魏富海除了下滩外，也经常视察五岛运输站，因为盐场的税收关乎全市的税收，而五岛运输站关乎盐场的税收。有时，魏富海为了得到第一手资料，还住在运输站，同姜吉全住在一个大炕上。这样一来，两个人也就慢慢十分熟悉了。

1978年，姜吉全从市委党校学习回来后，被任命为复州湾盐场的副场长。当时场党委书记是杨明，场长是魏永江。

1982年5月17日是姜吉全很难忘的一天。因为这一天，是他代理复州湾盐场场长的第一天。

他代理盐场场长还有个小波折。老场长魏永江了解他，极力推荐他，但盐务局的领导属意另外一个人。于是，又特意把在党校学习的已任命为场长的杨国峰找了回来，征求他的意见。那时，杨国峰还有半年时间才能结束学习拿到文凭，那时文凭是很重要的。

5月16日，一大早，杨国峰坐车刚回到盐场，脸还没洗完呢，盐务局领导就来了。征求他意见时，他选择了姜吉全。

姜吉全上任的第一天，他组织职工代表在场工人俱乐部召开动员大会。外面大雨瓢泼，室内气氛热烈。

老天爷像考验他似的，刚上任，一场大雨把盐池中存留的12万吨盐化得一干二净，而之前两个运输站已经亏空8万吨。这20万吨如何弥补，当年任务又该如何完成？虽然困难重重，但已经接手了，退缩是没用的。

姜吉全说：“难也要干！”工人出身的他，吃苦是没问题的。他8岁时放过牛，12岁时给地主扛过活，中国共产党解放了这里，他才过上了好日子。

于是，他带着班子成员，下基层、到滩田、去分场、上工段，整天泡在一线，同工人们一起劳作、一起睡、一起吃萝卜咸菜窝头。天道酬勤，在大家的努力下，不仅弥补上了场里当年20万吨的损失，还生产了80万吨的盐！

1982年12月中旬，场长杨国峰学习结束，回到了工作岗位。这时组织为姜吉全安排了一个很重要的职位，可是他认真评价、总结自己之后，婉转谢绝了组织的安排。他认为自己文凭不高，未来的企业领导应该是高学历的人，组织信任自己，他就更不能给组织添麻烦。

其实，姜吉全是为人低调做事，智慧藏而不露。他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贪就是失！”深刻而富有哲理。

1983年夏，姜吉全带着全家人，从复州湾来到大连市，在盐务局供销处当了一名处长。他说，“这个岗位很适合我，我喜欢干点实际工作。”他就是在这个处长的岗位上，干出了一件有益于盐业的大事。

姜吉全上任后，仍把全部心思用在了工作上。盐务局的销售工作是件大事，因为盐税自古以来是大连的重要税种之一。

有一次魏富海从盐场回来后，把当时的盐务局局长叫到办公室，问他知道不知道盐工们的苦。局长当然知道，他也经常下滩，了解盐工的苦和累。

魏富海说：“得想想办法把盐价提上去，让盐场多得点效益，盐工们的生活也就好了。”

局长说：“很难的，每吨盐多少钱，那是国家定的，谁也改变不了。”

魏富海想了想说：“这样，你去把盐务局的姜处长找来，看他有什么办法。”

姜吉全来了，但他不知道市长找他有什么事。见面后，魏富海把自己的想法说了，让姜吉全想办法。

魏富海说：“姜处长，你是盐业的半个专家了，能想点办法吗？”

姜吉全说：“很难，盐价是国务院定的，谁也变不了。”

魏富海说：“不到一线不知盐工的苦处，不知盐场的难处，再这样下去，盐滩用什么维护？盐滩不行了，盐从哪出！还搞什么化工产业！没盐可是大事啊 。”那时一吨盐，生产企业卖出去才30元，可经过加工后，一吨盐能卖上千元，国家税收是每吨164元。

魏富海最后把任务交给了姜吉全：“你是从盐场出来的，现在又干供销工作，这个行业的每一个环节你都了解，所以你想想办法，市里会全力支持你。”

是啊，姜吉全已在盐行业干了32年，这里的每个环节他都了如指掌。提高盐价是不可能的，想来想去，只有从盐的源头说事。那就是滩田！最简单地说，滩田需要维修，不维修产不出盐，产不出盐，下游的化工产业就没有原材料，就生产不了产品。

于是他起草了《关于盐场增加修检费的建议》，交给了市长。建议写得翔实，有理有据，更有思想，魏富海在上边写了批示。

那时正是国有企业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换时期，增加费用不是一纸通知就能办得了的。建议就是建议，能不能行得通，还是要看企业自身。修检费没有涉及食盐，只是针对工业用盐。

魏富海说：“接下来，你就要辛苦了。你们局里那边不用担心，我已经沟通好了，你就全力去做吧。”姜吉全明白市长的意思，虽然批了字，这只是表明市长的一种态度，而不是政府的指令。

市长的信任，盐滩工友们的期待，让姜吉全也充满了信心。从哪家入手，哪家是最有希望的开始？琢磨再三，姜吉全只身去了大化。大化是盐场的老客户，他在盐场时，经常与他们打交道，更是盐务局的协作伙伴，与管理者也十分熟悉，先与他们沟通，也能看出事情的走向。

当时大化的总经理是李永金，后来成为大连市很有作为的一个市长。李永金戴着一副眼镜，眼睛不大，很有气质，一身知识分子的穿戴。见到姜吉全，他主动问道：“老大哥有什么事情吗？”姜吉全忙说：“老弟，这回大哥有事求你了。”于是，姜吉全把修检费的事情，原原本本地向李永金诉说一遍。最后说：“再不增加点费用，盐滩就产不出盐了，盐业就出大问题了。”李永金是个有智慧的人，长期工作在化工厂，他知道盐业的重要性。他说道：“好，但有文件吗？”姜吉全马上说：“有的。”就把建议与市长的批示给了他。

看到这些，李永金点了点头，微笑着对姜吉全说：“大哥放心吧，我这儿支持你。”

首战成功，这给了姜吉全极大的信心和勇气。之后，他马不停蹄地去找沈阳化工厂、四平化工厂、吉林化工厂、哈尔滨化工厂，跑了半个多月，拿回了各个化工厂的同意文书。每吨盐增加了100多元的修检费。仅三年时间，就为大连四个盐场增加了可观的收入，不但改善了部分滩田的设施，而且改善了部分盐工们的生活环境。

1989年，全国盐业会议在北京召开。为了更好地发展中国盐业，国家化学工业部在全国建立一个投入2000亿的盐业发展基金。但因各种原因，此项基金项最后没有形成。各地盐企仍是艰苦奋斗，寻求自我发展。

姜吉全1990年退休。不论姜吉全的前任领导者还是他的继任者，他们对盐场的情感都是一样的——盐场就是自己的家，为盐场工作，就是他们的全部，盐场的发展就是他们的快乐！他们从不考虑自己的得失，一代代的“盐业人”，就是这么传承下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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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改革的春天

走进大海 / 你拥有了一个与盐有关的名字 / 为着兑现久远的梦幻 / 你将季节和青春一起点燃 / 站在只有一种收获的蓝色田园 / 你慷慨地挥舞着年轻的阳光 / 用宽厚而结实的脊背 / 驮起一轮又一轮辉煌 / 你注定永远与流行色无缘 / 蓝  便是你生命中最美的色彩 / 虽然漂亮与时髦不属于你 / 而你却别有一番风流与潇洒 / 尽管你的世界 / 缺少那一轮十五的月亮 / 但每一个日子 / 却开得晶莹开得芬芳 / 目睹那些远去的岁月 / 回首一瞬间 / 却蓦然地发现 / 他竟是一粒很纯洁的盐   

——《复盐人·蓝色的太阳》

新的使命

三棱山下，渤海湾畔，一个个相连的盐池，如同波浪起浮的海面。盐池里三五成群的盐工们正在忙碌着，脸上洋溢着幸福和快乐。

此时的复州湾盐场，正在改革春风的吹拂下，在阵痛中怀抱希望完善自我，在突破中奋力前进。

时任复州湾盐场工会主席林春仁回忆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国营工业企业进行全面整顿的决定》下发之后，复州湾盐场立即进入全面的企业整顿状态。经过整顿，完善了经济责任制，坚持责、权、利相结合的原则，突出了责的全面性，以权为手段，以利为动力，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关系，利益分配实行国家多收的前提下，企业多留、个人多得。在奖金分配上，突破四个界限、突破见盐就奖、突破单位与个人之间平均分配的老框子、突破脑力劳动低于体力劳动的做法。”

林春仁说，经过整顿，企业管理的基础工作加强了，实行了全面计划、全面质量和全面能源管理工作。

1983年元旦刚过，复州湾盐场传来了好消息，全面整顿工作经上级检查验收合格。2月20日，被辽宁省人民政府评为“企业全面整顿、五项工作验收合格单位”。

但是，刚刚上任的场长杨国峰知道，盐场的实际工作离“合格”还有一定的距离。一些工作需要细化，一些具体矛盾还需解决。

杨国峰，1962年毕业于营口海水化学工业专科学校，同年进入盐场工作，在20年的工作中，盐场的关键岗位他大部分经历过。先在基层搞过化验、抓过质量管理，回到总部当过秘书、办公室主任，抓过生产、全面参与了企业整顿工作，二下基层当书记，每周下滩熟悉生产流程、抓产量增加、抓质量提升，是个土生土长的“老盐家人”。杨国峰个子不高，给人一种实实在在的感觉。

他熟悉企业的每个环节，了解盐场的每个角落，所以上任伊始，他首先抓的还是盐滩改造、设施及人事制度的改革。盐滩不好就产不出好盐，盐场没有好盐一切就都是零了。他清楚，复州湾盐场的设施都很落后，所以生产效率低、劳动成本高。

又一次清淤改滩战斗在复州湾盐场打响了！两项工作，都是在冬季和春季不生产的季节进行。对盐场没有清过淤的池子进行清淤改造，挖烂泥、拉新土、垒盐坝，工地上热火朝天。盐场机关工作人员也一同上阵，几千人的劳动场面，颇为壮观。

而停止了近20年的结晶池塑料薄膜苫盖工艺，也在复州湾盐场开始新一轮的试验。小池子塑晒在一分场试验；大池子塑晒在八分场试验，这种因地制宜的方式，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八分场的试验结果出乎预料，两个班组的产量相当于全分场的产量，而且盐的质量非常好。有雨把塑料布苫上，雨过，把它掀起。雨天人家往屋子里跑，盐工却往盐田里跑的情景没有了。

塑晒的成功，结束了盐工们遇雨扒盐的历史，再不用两天三夜式的抢盐。那种“槐树开花，盐工叫妈”的日子也一去不复返了。

到1987年，复州湾盐场先后对二分场、八分场、一分场、六分场的平晒滩田进行了大面积的塑晒改造，面积达16544公亩，虽然所占的比例不大，但为日后大规模的滩田改造积累了经验。

人事制度改革，也是盐场前所未有的一项工作。

“铁位子”，这是人们对国营企业多年来形成的认识。一旦当上了干部，只能上不能下。但是，随着中国改革事业的一步步推进，这种“惯例”也在改变。“复盐”在改革的大潮中，人事制度改革也加大了力度。

在7000多员工的庞大体系中，有一部分干部在岗位上有职无能、有岗无为，影响企业发展，影响职工情绪。

杨国峰早已清楚这种情形，所以在场务办公会上，他提出了人事制度改革的想法，得到大多数成员的认可。盐场人事制度改革开始实施。

能者上，庸者下，以能上岗，以岗选人，优化组合。总场成立评选委员会，对竞争上岗的人进行考核，通过业务比赛、讲演比赛、职工打分等形式，选拔优秀职工进入中层岗位。原中层干部中优秀的优先留岗，评比不上的中层干部就得下去。

“铁位子”坐了多年，突然下去了，能不有想法，能不有意见，能无动于衷吗？找人说情的、上门哭诉的，送礼的、恐吓的，各种压力都来了。

杨国峰知道，如果不顶住这些压力，这场改革中所付出的努力就会付诸东流。家里的玻璃被砸过，家中的狗被下过毒药，家里的电话被变声电话打过，种种行为，也没改变他改革的决心和进度。

经过半年的努力，先后有20多名中层领导干部从岗位上离职。他们的待遇没变，奖金没变，只是权力变了。这是复州湾盐场第一次实际意义上的人事改革。

人事制度的改革，让企业焕发了勃勃生机，职工生产热情十分高涨。1987年，总场还制定了生产责任制，遵循多采盐多得奖金，质量越好奖金越多的原则。生产出的盐优质的多，一、二等的少，三等盐不见了。这一年的产量也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产量达到115万吨，职工全部奖金，就高达500多万元。

杨国峰在一线干过书记工作，他知道盐工们辛苦，更了解盐工们生产和生活环境。所以他在抓生产的同时，把改变盐工的生活环境也提到了议事日程之中。

他把自己的想法与场党委、行政班子成员汇报后，得到一致同意。

听说厂里要给盐工盖二层楼房，盐工们各个兴奋不已。楼房将取代原来居住的大筒子房，楼上为居住区，每个房间住4人，楼下为生活工作区，设有洗澡间，还要给盐工配置专门探亲房间。

有一次，杨国峰下滩工作，来到一个分场的班组，看见在大炕的一头拉着一个大帘子，里边还有被褥。开始他以为是班长搞特殊化呢，一问才知道，前天班组里一名工人的老婆来探亲，没有地方住，班长就想了个办法，在炕的一端拉上个帘子，让夫妻俩住在里面。这样的环境让探亲的家属第三天就回家了。这件事让杨国峰记忆很深，他下定决心要改变这一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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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当时预算，建一个班组的楼房最少要20万元，全场100多个班组，都改造完，得需2000多万元，按盐场当时的收入，是很难办到的，只好分批进行。试点又选在八分场，一年后，八分场的盐池边上，一座座带有院落的小白楼拔地而起，盐工们的生活环境极大改善。

盐工们的生活区域环境需要改造，家属宿舍更需要建设。随着职工人数的增多，下乡返回来的职工孩子的人数也越来越多，职工的家属房建设迫在眉睫。从1984年开始，盐场每年固定建设一批家属房，采取积分办法进行分配。在八分场、五岛化工厂、场部周边建集中家属居住点，同时还建了主任楼、场级领导楼。那时，刚刚改革开放，分到一套楼房是每个家庭都渴望的。但是，楼盖好了，杨国峰并没有住进去，因为他清楚，还有大批的员工没有分配到房子，他要等员工们都住进了新房，他才住新房。

杨国峰家人开始很高兴，听说盐场要盖新房了，场长的家庭怎么也会分到的。没想到，别人早都住上了，他们家仍住在上一任老场长留给他们的3间平房。杨国峰对家人就说了一句话：“正因为我是场长，所以不能住新房。”

教育第一

1984年，夏季的一个夜晚，一场大雨洗净了雾蒙蒙的天空。

早晨刚一上班，盐场办公室主任来找杨国峰，向他汇报盐场子弟学校漏雨的事。

子弟学校规模很大，中小学加在一起共24个班级，小学生有600多名，中学生有500多名，教职员工一共120多名。因学校年久失修，一下雨一些教室，“外面小下，里面小漏；外面大下，里面大漏”。昨夜雨很大，漏雨的教室很多，孩子们上课都困难了。

那时，一些大型国有企业都有社会功能，学校、医院、幼儿园等一应俱有，复州湾盐场也应有这些单位。

听完主任的汇报，盐场立即召开了场务办公会，研究学校的情况。大家都清楚，校舍到了不管不行的程度了。除了硬件设施需要改善，教学质量更要提高。那时，全校几年来都没有一名学生考上中专和高中的。提高教学质量，要有好的师资，可连个好教室都没有，好的师资怎么能引进来？

为了盐场的未来，更为了职工孩子们的未来，建设学校势在必行。

1984年的初秋，在一个晴朗的早晨，复州湾盐场新建子弟学校工程，在一片鞭炮声中破土动工！两栋教学楼和一栋办公楼同时开建。

职工们高兴，学生、教师们高兴，只有杨国峰有一丝担忧。

建设学校是需要钱的，特别3栋楼是同时开工，需要的钱更多。开工前，场里向盐务局提交了建设报告，但不知什么原因，迟迟没有批准。而学校这边又急需用钱，盐场只好自己去找市财政局。好在财政局的领导很开明，他们说：“建设学校是好事，钱先给你们，手续抓紧办。”

钱拿回来了，建设也开工了，可局里那边还是没信儿。杨国峰做好了挨批评的准备，可直到楼盖起来了，那个批评还没到来。

一年以后，3栋大楼全部竣工。学生们都搬进了窗明几净的教室里，冬天再没有风雪涌进，夏天再没有漏雨的担心，优秀的教师也纷纷到来。

已经84岁的老校长巴殿和，回想起当时的情形，十分兴奋。他像给学生讲课一样讲述了当时的情况。

巴殿和年轻的时候考上了北京大学物理系，可因家庭出身，录取到了辽大数学系，一气之下，他没有去上学。自学之后，当了一名民办教师，直到“四人帮”被打倒后，通过全县民办教师考试，他才转正。

他是从瓦房店市第十四中学来到盐场子弟学校的，任副校长主管教学，同时任物理老师。他没来的时候，学校每年考中专和高中的学生数量都是零。巴殿和教学水平很高，也非常有名气，在瓦房店十四中时，他带的学生物理成绩名列前茅，班级学生平均94分，全县第一。他来子弟学校，那边学校不放，费了好大周折才成功。

巴殿和有一套教学方式，叫“三轮方法”：第一轮，一带典型习题；第二轮，二带重点知识，带动全面知识；第三轮，三带典型习题、带知识应用。

在他的带领下，子弟学校的教学成绩上来了，每年都有七八名学生能考上中专或者高中了。这是领导们高兴的事，更是家长们高兴的事。那时职工分房，老师们待遇与职工一样。教师节更是一个不落地会收到盐场送给教师们的礼物。同样是教师，在这里教学让他们觉得更加自豪。

盐场有许多职工家属的孩子都是巴殿和的学生，他们有的当了局长，有的当了董事长，有的成了高级工程师。而最让巴殿和高兴的是，每次来到盐场，一些他不认识的职工也会和他打招呼，说感谢他。

教育第一。无论什么时代，无论哪个国家，都会把教育放在第一位。根据国家政策，虽然现在学校已走向社会，归国家管理，但盐业人对教育的贡献是不能被人忘记的。

如同一百年前，张学良将军在这里支持教育一样，人们不会忘记。

始建于1908年的兴建童蒙学校，最初只有一个复式班，40名学生。1928年，张学良对学校投资扩建，更名为新民小学，就是现在的复州湾中心小学的前身。

乡绅江海棠也曾在复州湾的南海头自家房屋内开设教馆，一年学费只要10吊钱。离家远的塾师，要到学生家轮流吃饭；住宿的塾师，学生家长每年主动付他一斗小米即可。

时代在变迁，但教育者初心依旧，不懈奋斗，用教育造福一方。

石头般的寂寞

20世纪80年代初期，盐场的工作和生活还是十分艰苦的，所以当时的大学生来得少、走得多，盐场的人才有些青黄不接。大连市盐务局为了培养人才，1980年开办了盐校，培养盐业人才。当时，营口、天津都有了盐校，天津的档次要高些，被称为盐校中的黄埔学校，后期天津盐校合并到了天津科技大学。那时盐校有个好政策，凡考上盐校的，不占接班名额，如家中有两个子女以上的，可以有一人接班；一上盐校，就记工龄，每月还有生活费，所以报考盐校的人非常多，有的是从高中考来，有的是从初中考来。

大连盐校坐落在普兰店，第一期招收150人，报名人数达到了2000人，可见受欢迎程度。从80年代开始，复州湾盐场职工中有相当一部分都是盐校毕业来的，但盐校里的学生大都是盐业职工的子弟，这一部分人后来成了复州湾盐场的重要力量；第二部分是接班来到复州湾盐场，而且这部分职工人数较多；第三部分就是招工来到复州湾盐场的。那时，能成为一名国营企业职工也是非常难得的。

现任办公室主任刘永凯，就是1980年盐校学生中的一员，他也是盐工子弟，父亲在盐场工作。他记忆力好，盐场的许多故事，都在他的脑袋里，他讲述的一个老班长于桂琴的故事，也代表了80年代初期，盐工们的生活场景和劳动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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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永凯一参加工作，便被分配到六分场的一个班组里，老班长是个山东人，40多岁的年龄，有一个的好体格。全班40多人，住在日本侵略时期留下的平房里，分南北大炕。屋子冬天冷得不行，睡觉要戴帽子；夏天又热得不行，特别的满屋子的臭脚丫子味，更叫人喘不过气来。屋子举架不高，早晨起床时，一个不注意，脑袋就会撞到行李架。

老班长为人十分忠厚，勤劳又能吃苦。当时还没有改滩，都是平晒滩。每年三月开始，就要整滩了。先是碾轧滩底，修坝、倒水等，开始新一轮工作。盐工们仍然用大耙子拉盐，两个人拉，一次100多斤，一天要干十几个小时，累得吃饭都没有胃口。没有塑晒，盐工们仍然是“不怕日头晒，就怕大揭盖”。一预报有雨，盐工们不论在哪，都第一时间往盐滩跑，要回去抢扒盐。

天气正常的日子，老班长每天凌晨3点会准时起床，大烟袋往炕沿上一敲，“砰、砰、砰”就喊道：“起来了，起来了！都别懒了，起来起来！”这时不论怎么困都要起来，谁没起来，老班长就会用烟袋锅刨你起来。

起来到盐滩，活碴、拉盐就开始作业了。而偏远的池子还没有电，只有人工用水斗子往上拉水。

那时，体力活重，可吃的经常是玉米面、疙瘩汤，年轻人都吃不饱。四月至六月正是旺季，整天扒盐，消耗体力大，每月的定量根本填不饱肚子。早晚的菜，基本都是汤菜或咸菜，青菜很少。刘永凯年轻，是初中考入盐校的，正是长身体的时候，老班长就照顾他，经常让伙房给他留点饭菜。对年轻人来说，吃不饱是个问题，而整天除了扒盐还是扒盐，一点娱乐活动没有，也是问题。

刘永凯曾动摇过，想回家继续念书考大学，是老班长的关怀让他在盐场坚持了下来。

老班长一年只有一次探亲假，一年也就只回家一次，其余时间就全在盐池里泡着了。班里他工资最高，每月90多元，自己舍不得乱花一分，却经常接济班里困难的员工。一次，班里一个盐工的孩子病了，要到医院打针，可家里没钱。老班长知道后，二话没说，拿出30元钱塞到盐工的手里。

二分场有个书记退休了，儿子接了班，分到老班长的班里。但这个孩子有点儿不务正业，那个书记临走时对老班长说，“知道你人好，孩子就交给你了，帮我好好管管，不能让他走歪路啊！”

受人之托，老班长像管教自己的孩子一样管教他。可年轻人不领情，对老班长有想法。有一次班组过节杀猪，大家都喝了点酒，年轻人借着酒劲儿，在院子里对老班长不礼貌，老班长劝他也不听，还要与老班长比试比试。老班长年轻时学过武术，在休息时也常练练手。于是老班长就上前与他过招，一个回合，年轻人还不知怎么回事呢，就倒在了地上。

老班长把他扶起来后，笑着说：“孩子，没两下子，大叔还敢从山东来大连？没两下子还敢答应你爹管教你？”从此以后，这个年轻人便非常听老班长的话了。

老班长是个“车轴汉子”，一身的肌肉，有使不完的力气。他经验非常丰富，根据盐池子大小、雨量多少、日光强度，就能知道这个池子今年能产多少盐；用手拈拈，用嘴尝尝，就知道池子里的水有多少波美度。他的很多劳动技巧让盐工们佩服得五体投地。

1984年，老班长被评为“大连市劳动模范”，可他说“什么劳模啊，这样的劳模，我们班每一个人都应该是”。

到了退休的时候，按理说，他应该高兴，劳累了一辈子，熬出头了，不劳动也能有钱领了，可那一阵子，他一句话都没有，每天一声不响。有人看到，老班长走前收拾东西时，满脸都是泪水。

老班长的故事，也是80年代初期所有盐工们的故事。当时百行最苦的工种前三位是，盐工、矿工、伐木工，而盐工排在首位。他们是真的很辛苦。

一种精神

1985年8月18日，大连复州湾盐场遭遇一次强台风，雨量、风力都创了历史新高，最大风力达12级，最大降雨量在四分场达到286毫米。

复盐人在自然灾害面前无所畏惧，与台风展开了一场忘我的拼搏。台风前，根据大连市防汛指挥部发布的台风暴雨预警，盐场立即召开紧急电话会议进行部署，6个小组由场级领导带队分赴各处要害部位，分兵把守，昼夜指挥。

19时21分，台风到达，大雨随至。一时间，天昏地暗。四分场当时有200多名员工在抗洪一线上。不到一个小时，滩田里的水就要漫过外坝了。20时40分外坝被雨水打开了一个近15米的缺口。这里有64个盐池，一旦洪水把外坝冲开，盐池里的盐将全部损失。

工人们把泥袋扔进水里，瞬间就被冲走，外坝的缺口开始扩大。在这危急关头，青年工人孙长伟一马当先，第一个跳进水里，用自己的身体阻挡雨水的冲击。其他人也毫不犹豫，都跟着跳进水中，在场的分场领导也跳了进去。前后有30多人，在15米长的外坝开口处站成一排，阻挡水的冲击，一个大浪打来，有的倒下，可瞬间又站了起来，继续战斗。其他人员则拼命地往水中运着泥袋。10分钟过去了，20分钟过去了，60分钟过去了，口子越来越小。直到深夜11点，随着大潮渐渐消退，外坝终于堵住了。潮退了，人们一个个累得躺在了坝顶上。

孙长伟是1983年12月通过招工来到盐场的。他父亲是盐场的一线工人，父亲的言传身教，让他受益匪浅。从那时起，人们就看出这个年轻人是一个好苗子。凭着勤劳细心工作，他当上了制盐班的班长，对工作就更加上心。

俗话说，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

在制盐行当里，孙长伟就是个状元。他的班组盐产量一直居高不下，问他多产盐的诀窍时，他总是嘿嘿一笑，再问就说“没有诀窍，只是三字，靠、勤、细。”

这三个字简单，做到却很难。“靠”就是时间，你要把时间大块地用在盐池子里、用在盐滩上，就要比别人来得早走得晚，就要没有节假日，甚至连亲人患病你都要在滩里工作。在采访中，说到亲人患病，他的眼圈立刻红了，黝黑的脸有一丝颤动，他想起了母亲病逝的情景。

他记得十分清楚。那是2017年10月25日，母亲觉得身体不太舒服，他要陪母亲去医院看一看，母亲知道他的工作忙，正是班组养水的时候，班长是离不开的。到了11月2日，他劝说母亲去医院，这次母亲听了他的话，可刚到医院母亲就休克了，抢救过来后，被诊断为障阻性贫血，直接就住院了。办理完住院手续，他打电话叫来了妹妹。妹妹急忙赶到医院，她知道哥哥忙，就让哥哥走，她来照顾母亲。看见母亲有了妹妹照顾，孙长伟急忙返回场里，又因到了扒盐最忙的时候，场里的工作离不开他。他的班组有26个大池子，一共2990公亩，每年产盐4万多吨，班长不在会影响生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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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治疗一段时间后，病情有所好转就出院了，可是要每周3天到医院进行化疗。每次都是他把母亲送到医院后，留下妹妹照看，就返回班组。

治疗期间，舅舅曾劝他放弃治疗，他知道这是妈妈的意思，让舅舅劝他。他对舅舅说：“妈妈多活一天也是好的，欠的债，我一定能还上。”当时已经花了40多万元，这对于一个普通盐工家庭来说是个天文数字。

但无论他怎样孝心，还是没能留住母亲。母亲走了，他恨自己怎么就不能陪母亲在医院住几天，怎么就不能离开班组、离开盐滩到母亲身边！那时母亲一定希望自己在她眼前啊！

孙长伟是一名最普通的盐工，他的这种敬业精神、奉献精神是复盐人的常态。也正是因为有了这种精神，复州湾盐场才能有后期的发展。

有付出就有回报。孙长伟的班组被评为辽宁省优秀班组、大连市工人先锋号、全国模范职工小家等，他本人也被评为场优秀共产党员、职业道德标兵、大连市劳动模范。

说到荣誉，孙长伟憨厚地笑了一下说：“这是大家帮我得的。我一个人哪有这么大的能力。” 

老盐家人的奉献精神，体现在每一个盐工的身上。孙长福也讲述了一段他的亲身经历。

1985年大台风时，孙长福正在金城化工车间里当班长。厂里通知有台风，要加紧防范。没想到雨来得那么快，他正在车间作接班手续，雨就下大了。工友们在车间门口用沙袋子堵，可雨水还是不断地往车间里流。雨量太大，有淹没车间地面的危险，可此时，车间地面上放着30吨的氯化钾。那是3个班组一天产量，还没来得及转运。每吨产品价值都在1000元以上，30多吨的产品，总价达到5万多元。

孙长福二话没说，马上动员班组工友搬运产品。每袋产品都是100斤，往高处搬放要费很大力气。但工友顾不了许多，也忘记了劳累，紧着干了两个多小时终于把30吨的产品搬运完毕。产品保住了，再累再苦他们也高兴。

这次抢救工作受到了场领导的高度赞扬，但没给他们奖金。孙长福说：“表扬不表扬是小事，奖金也从没想过，把产品保住了才是大事，那是四五万元钱啊！你看我们的盐工多可爱啊！”

孙长福的家庭可以说是盐工世家了，他的父亲是盐场的老盐工，他与妻子又同在盐场工作，孩子参加工作了，也来到盐场上班。盐场里有很多“盐二代”“盐三代”“盐四代”，他们都与盐场有着深厚的感情，盐场就是他们的家。

在他们眼里，为盐场工作就是给自己家工作，哪还有不用心不出力的。

1998年初，因工作需要，孙长福担负起了金化厂生产工段的管理工作。过去只管生产，现在要全面管，他觉得担子不轻。不能辜负组织的信任，只有做好的份。那一段时间忙得不回家是常有的事，他几乎长在了车间里。当时金化厂由于设备多年没有更新改造，经常发生故障，稍有不慎就会导致停产，这样难以保证班组的产量。所以孙长福每天总是不停地在车间里转，发现问题，及时解决。就连节假日他也在车间，每年有近一百个节假日，他都奉献给场里了。常挂在他嘴边的一句话是“不转转心里不踏实”。

孙长福所在的车间是氯化钾车间，产品质量的好坏直接影响到下几道工序的产品质量。他绞尽脑汁只为保证产品质量。

2005年，孙长福被调到刚竣工不久的真空再制盐车间，当上了工段长。虽然到了新环境，对新的工艺比较生疏，但他就是凭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头和勤能补拙的信念，与工人们一道摸爬滚打，在实践中学习，很快就掌握了新的生产工艺。

有一年冬天，生产车间的真空设备坏了，设备无法操作，值班班长赶忙给他打电话报告。当时已是晚上10点多，孙长福二话没说，披上件旧大衣就直奔车间。几经排查，发现真空度降低的原因是蒸发罐体有漏点。原因找到了，维修就简单了，焊工把漏点焊上就解决了问题。等到工人焊补完，已是深夜12点。

加班加点已成为孙长福的一种工作习惯，奉献更是一种常态。他获得“市劳动模范”称号也就顺理成章。

2015年4月，孙长富作为劳动模范代表，进京参加为期5天的劳模观礼活动他兴奋不已。目睹祖国的大好山河、各行各业的成就，他心中充满了激情。他知道，美好生活是创造出来的，壮丽的画卷是用汗水和心血描绘的。身为劳动模范，自己更要勤劳奉献，才能不辜负这分荣誉。

南海风云

复州湾盐场的南海工程，对复盐人来说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可以说，没有复州湾盐场的南海工程，就没有复盐人今天的成就，就没有未来的美好前景。如何评价最初的南海项目，现在已经没有争论的意义。但是，复盐人不会忘记那段难忘的岁月。

1987年，正是中国“两化”产业蓬勃发展时期。这一时期，“两化”的原料十分紧张，当时的场领导班子决定抓住这一大好时机，建设南海工程。当时复州湾盐场正在全力抓产品质量的关键时期，更想借此机会扩大盐田。围海建滩是当时一个设计思路，计划建设一个30平方公里的大盐田，既能解决二、三、四场用水问题，又能增加盐的产量，满足市场需求。计划上报前，大连市、瓦房店市有关领导同盐场领导聚在一起商讨。瓦房店的领导认为，填海的地域在他们的区域内，应该给他们补偿。盐场的领导据理力争，认为海是国家的，不独属瓦房店。直到老市长魏富海的一句话“不能联合，尊重盐场意见吧”，才把事情定了下来。

报告到国家计划委员会，1988年1月项目获批，成了国家“七五”期间重点技术改造项目。工程建设面积26平方公里，国家无偿划拨，1990年9月开工建设。

南海工程开工前成立了指挥部，时任场长杨国峰、场党委书记袁洪仁任正、副总指挥。工程招标严而又细，最后选择了有施工经验的海军工程局和中铁十三局两支有实力的队伍。

第一期工程先建拦海外坝。坝长21.4公里，两支队伍分东西两线同时进行。不论是酷暑，还是寒冬，两支队伍都风雨无阻，开足马力抢建工程。海军工程局设备好，司机都是现役军人，年轻又有体力，他们换人不歇车，24小时不停作业，所以工期抢在前面。中铁十三局也不落后，他们增加车辆，奋勇直追。

这个工程是中国盐业项目中最大的一个工程，要建设21.4公里的拦海大坝、外海纳潮水闸，第一、二扬水站，配电线路及储水圈、导水路、办公小区等。大坝水深平均2.7米，有的地方达六七米。两支队伍都是白加黑、5加2，未曾停工。

1991年正值建党70周年，指挥部提出为建党70周年献礼，加快建设速度。12月20日晚9时36分，南海工程的主体工程、投资2300万元的拦海大坝合龙成功了！

中央和省、市电视台都在黄金时间段报道了这一消息。大连复州湾拦海大坝工程胜利合龙，使大规模的盐田扩建成为可能，见证了复盐人立志改造盐田的决心，极大地振奋了复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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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之前，为了庆祝建党70周年，指挥部还组织了一场篮球比赛。篮球赛也是复盐人的一个传统项目。那时在瓦房店有3支篮球强队，其中之一就是复盐篮球队。篮球比赛邀请另外两支强队瓦房店轴承厂队、瓦房店粮食局队，还邀请了海军工程局队、中铁十三局队等几支队伍参加。这场比赛既是庆祝，也是员工文化生活需求。同时还组织了90名员工参加的大合唱。家属们也被动员起来。

节目成形后，除了当天演出外，还特意把合唱团拉到旅顺海军驻地为海军演出。驻地部队很是高兴，还特意把合唱团全体人员送到舰艇上参观。这些活动的举办，又一次凝聚了复盐人的力量。

1992年7月5日，南海大坝枢纽工程——十六联水门正式提升入水，标志着盐田二期内涵工程也将陆续开工。

1992年9月1日，南海盐田二期内涵工程建设开始铺开。工程总投资8700万元，计划工期两年。二期工程计划采取自营为主与外委相结合的组织方式进行施工。

这一年，复州湾盐场被评为“国家大型一档企业”。这一时期国家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复州湾盐场为适应这一体制，加快了改革和转换经营机制的步伐，一是进行机构调整，二是兴办第三产业，三是转换内部经营机制。

正在复盐人全力奋进的时候，1993年市场风云突变，原本红火的原盐市场一夜间冷清了下来。国家的两化产业也停滞不前，盐业市场供大于求。当年国家紧缩银根，这对于当时外欠贷款达亿元的复盐人来说，更是釜底抽薪。

复盐人在这种情况下千方百计招商引资，以求南海工程项目正常建设。当时有一家台商企业前来论证项目，认为可以投资，可是，一个“千岛湖事件”，台商立即把投资取消了。

1993年5月，南海工程因资金不足被迫停建。由于当时南海工程内部制盐生产主要设施尚未建成，工程停建以后，不但土地资源不能发挥效益形成生产能力，而且为保证拦海大坝设施的安全，每年还需投入大量资金进行维护。即使这样困难，复盐人还是坚持投放人力物力，维护南海的现有设施，精心维扩大坝，用执着的精神，艰难地守望着，等待机会，重新续建。

工程虽然未能继续开展，但已经建成的外海大坝及坝内修建的养水圈，都已形成养水能力，养殖能力已经形成。复盐人就以水场养殖的收入和其他创收方式来维护外坝。南海工程暂停了，但复盐人的主业没有停，生产照常进行，公益事业照常进行。这一时期，复盐人为大连电视台赞助了一部电视剧《义不容情》，此剧一经播出，立刻在大连城乡引起极大反响。

第五章　艰难的抉择

正午的目光里 / 我注视太阳 / 爬上你的脊梁 / 这是大海 / 纯粹到另一种状态的过程 / 我知道从此 / 你斑渍的背心 / 会将我的思念擦亮 / 来源于你青春的河流 / 一次次 / 注入我的憧憬 / 盐耙把你的四季 / 焕发出一束花朵 / 溅给我沁人心脾的芳香 / 因为你 / 我氤氲的日子充满滋味 / 并且有朝一日 / 我要展开你全部的容颜 / 拾起一粒粒的深情 / 然后 / 成为一句无比高亢的号子 / 在你的岁月荡漾

——《复盐人·信笺》

不尽寒流滚滚来

早春三月，复州湾还是春寒料峭，百里盐滩仍是银装素裹。盐滩中，输盐的小火车静静地停在铁轨上，两条平行的铁轨，向着远方顽强地延伸着。

1992年3月，在复州湾盐场工作了31个年头的场长杨国峰，根据工作需要，调到大连市盐务局工作，场党委书记袁洪仁兼任复州湾盐场场长。

当时的复州湾盐场职工已转换了身份，从国营固定工转为企业合同工。从1991年6月份开始，复州湾盐场进行了劳动制度综合配套改革工作，实行岗位技能工资制度。全场职工与企业签订了《企业职工合同》，打破了40多年来一直实行的国营固定工制度，标志着全场职工从国营职工变为企业合同制工人，职工同企业建立了法律上的权利与责任关系。

这样的改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增强了企业活力，激发了职工的热情。

但是，随着国有企业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有序转变，企业中一些矛盾、一些原本隐形的问题都暴露了出来。

复州湾盐场面临着极大困境。

首先，从1995年初开始，国家取消了工业用盐计划，企业自营销售。竞争开始，价格下降，大批的山东盐进入大连市场。因山东是井矿盐，从井下打出卤水，可直接进入制盐环节，成本低，在市场有一定的优势。山东工业盐当时每吨只有130元，而复州湾盐场每吨173元。复州湾盐场一度积压严重，有60万吨盐存在库里，池子里还有盐40万吨，致使流动资金大量减少，给生产带来不利影响。

第二个原因是客户减少。原来的9大客户，因多方原因，有4家停产。用户减少了，可产盐的企业没有减少，竞争更加激烈。那时山东人推销盐，不问价格，只要你说要，他们就卸货，价钱后算。这样无序竞争，不但导致盐价低了，也导致企业回款艰难、欠款增加。

第三个问题，“三角债”开始形成。市场不好，欠款增加，形成我欠你、你欠他、他欠我的三角关系。

第四个问题是企业产品质量。化工用户虽然减少了，可对化工原料质量的要求提升了。对盐中的钙、镁离子含量要求高了，复州湾盐场生产的工业盐面临严重的挑战，急需提高工业盐的质量以适应市场需求。

第五个问题是企业管理问题。进入市场经济后，原计划经济时的一些弊端开始显现，已经影响了企业发展。

当时东北地区有6个盐场，6个盐场都在辽宁。其中大连有4个，皮子窝盐场年产35万吨，金州盐场年产23万吨，旅顺盐场年产8万吨，复州湾盐场年产70万吨，还有锦州盐场、营口盐场。这些盐场的产量早已满足东北的需求。这当中以复州湾盐场人数最多，产盐最多，所以压力最大。

以袁洪仁为首的复州湾盐场领导班子没被困难吓倒，而是迎难而上，想尽办法让企业生存。

领导干部有无权威，要看他的工作作风，如果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就自带威严；若贪而自私，喊得再响也没人听你的。这一点复州湾盐场的历届班子都做得很好，这就是复盐人的传承。

复盐人对袁洪仁的评价是正直、认真、肯干，工作作风扎实，不徇私情，有大局观念。袁洪仁1945年生于复州湾，1970年毕业于西安冶金建筑学院，1983年来到复州湾盐场工作他中等个，偏瘦，戴着一副高度近视眼镜，记忆力惊人，就是20年前的事，他也能说出具体的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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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洪仁任盐场党委书记的时候，一分场有个领导负责改滩时的物料购买工作。在购买草帘子时，他私自让父亲经营，市场上每个才8角钱的草帘子盐场却花了1.1元。事发后，袁洪仁让场纪委出头，调查属实后，盐场做出决定，撤了这个分场领导的职务。撤职前有那么多人前来求情，他只说两个字“不行！”八分场一个副主任，经营鞭炮生意，影响工作，在职工中造成不良影响，他坚决撤掉；一个副场级干部，倒买工厂的氯化镁，计划内每吨280元，计划外每吨360元，倒买1000多吨，找来谈话时，宁可撤职也不退钱。

求情的人对他说：“老袁，这又不是你们家的，公家的事，你那么认真干什么。”

他摆弄了一下眼镜说：“如果不认真，人人都这么做，百年老场还能生存下去吗！”

袁洪仁知识分子出身，执着、倔强是他的秉性。任职期间，任凭别人怎样劝说，他硬是把有问题的3名场级干部调离了岗位，为后来的领导班子开展工作打下了良好基础。

1994年的伏天，天气格外的燥热。盐池里的水温急剧上升，这是制卤的最好时机。一天早晨，刚刚上班，复州湾一个有名的“社会人”，腰里揣着一把砍刀，来找生产场长。

“社会人”高声说：“你马上给我放水，不然我的虾全死了。”这句话被刚上楼的袁洪仁听到了。正是制卤的大好时机，怎么有人要求放水？水一放，制卤池将前功尽弃。

袁洪仁顺着声音进了副场长办公室，问道：“怎么，你要求放水？你不知道一放水，一池子的卤全完了吗？”

“社会人”看了袁洪仁一眼，马上问道：“你谁呀？”

袁洪仁说：“我姓袁。”“社会人”说：“听说换了位新场长，就是你呀！怎么，你不放水，就眼瞅着我的虾热死啊？”袁洪仁早就知道有些虾圈是一些“社会人”强行承包的，这个人应该是其中一个。

袁洪仁平静地说：“虾圈是你承包的，可合同里写得清楚，‘制盐优先’，不能因为你的虾而去损失卤水吧。”

“社会人”看了看袁洪仁说：“你这不是坑我吗！你要不放水，可知道是什么后果吗？”说着，他摸了一下手里的刀把。

袁洪仁笑着说：“你还别吓我，就是你把我杀了，你也活不成。我已经50多岁了，也值了，你才多大。我死是为公家利益而死，死了也是好人，可你死，是为自己的私利，死了也是个坏人，你想一想吧！”

“社会人”没想到没吓唬住这个场长，就晃了晃头说：“我不在这整你，如果不放水，你就等着吧！”

袁洪仁说：“水是不能放的。小伙子，你也想想我说的话。”

“社会人”走了，在场的职工们悬着的心才放下。

袁洪仁对大家说：“这种风气一定要改，记住，邪不压正。如果不挺住，盐场早晚也让这些人欺负黄了。”如果这次让步了，那么其他承包人也会逼着放水，盐场的损失大了不说，还坏了形象。

盐场是公有的，是国家的，像一块滴着油的肥肉，谁见了都想咬一口，许多人都盯着它。

放水事件过了不久，又有一个“社会人”找上门来。知道袁洪仁不吃硬的，就来了个软的。一天，袁洪仁正在办公室看文件，来了一个声称是某公司的人，他们老总要与盐场合作，请袁洪仁吃饭，希望给个面子。那时卖盐很困难，能合作是件好事，袁洪仁就答应了，并与办公室主任一同前往。

一见面，袁洪仁才知道这位又是复州湾地区一个有名的“社会人”。饭桌上，对方很客气，说能帮助盐场卖盐。

袁洪仁问他：“你能卖多少吨，钱保准吗？”

对方说：“二三十万吧。”

袁洪仁问：“你卖给哪里？”

对方说：“大化。”

袁洪仁笑了：“大化还用你卖吗，我们是多年的合作伙伴。”

对方也笑了说：“你卖，你个人得到钱了吗，如果我卖可就不一样了，我让你口袋里有装不下的钱。”

袁洪仁大笑一声说：“可这钱，会把我送进监狱里的。”

对方说，“你怎么这样死心眼，见钱不要。与我合作，只需签订一个合作合同就行。”

袁洪仁最后说：“谢谢你为我着想。合作没成，这饭我也不能吃了。”说完起身告辞了。

20世纪90年代中期，是复州湾盐场最关键的时期，如果顶不住压力，向困难低头，盐场也许就不存在了。

有了“三角债”的形成，就有了抹债的行为。而抹债是个复杂的过程，因为抹债有些人就有机可乘，就可以把公家的财产揣进自己的腰包，甚至有的因为抹债，黄了企业、富了个人。

袁洪仁也有很多次发财的机会。

有一次，盐务局的一位领导找到他询问企业情况。领导问：“开工资还那么困难？”袁洪仁说：“是啊，还那么难。”领导说：“你们用大化一些碱吧。我找人帮你们卖一下，能解决点问题。但是，盐场得让点利。”袁洪仁知道，这个“让点利”可是不少的，如果他从大化拿来1000万元的碱，卖的时候，盐场可能只剩下六七百万，那三四百万就得让利给人家。如果这么做，他也能得到丰厚的回报。可他想，场里本来就难，员工们都艰难地熬着，他怎么忍心把职工的血汗钱揣进自己的口袋里。

袁洪仁说：“谢谢领导，要是这样，我还是自己找销路吧。”

十几天后，又是这位领导，带着另一个盐场的销售经理上门，开门见山地又问：“听说又贷款了，你不用拿更多，就从大化拿4000万元的货吧。这个经理他有门路，能给你卖出去，能解决你的难处。”

套路是一样的，这回袁洪仁知道领导这么上心的原因了。就直截了当地说：“我拿来4000万的货，收回3000万，那1000万哪去了，如何向职工们交代？”领导说：“抹账已是一种社会现象了，又不是你一家。你的理由更充分，这不是为了给职工开工资嘛！”

袁洪仁说：“这哪是为职工啊，这是坑职工！再难我也不会这么做。再不局里别让我干了，我也难，如果让我干就不抹账。”

听了这话，领导压不住火气了：“你也太犟了！”说完把茶杯重重地往茶几上一放，起身带着来人走了。

一种责任

那一时期，不但袁洪仁这么做，盐场班子里每个人都这样做，把盐场看作是自己的家。是啊，有谁希望自己的家破败呢！班子全体努力，外跑市场，内抓管理。卖盐难，就全力去攻克。场长、副场长一同上阵，巩固老客户，开发新客户。给销售部门配置人员，充实力量。并明确要求，盐卖出去，钱要回来。

袁洪仁也亲自跑市场了。工业盐放开不久，他带着销售处的人去了黑龙江的齐齐哈尔化工厂。齐化一年用盐4万吨，早与锦州盐场合作，可有一段时间锦州盐场的盐供应不上了。就是在这个时候，袁洪仁带人来到了齐化。

那时，齐化的供销人员还不知道复州湾盐场的规模，就问：“你们盐场多大，别像锦州盐场，需要的时候供应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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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洪仁说：“锦州盐场年产量才12万吨，我们年产量70多万吨，你们放心，你要多少，我们就能供给你多少。”

对方说：“可锦州是我们老客户，怎么好断了呢。”

袁洪仁说：“不断是对的，老客户嘛，你可用我们的一些，再用你老客户的一些，也有个比较，问题就解决了。”态度诚恳，规模也有保障。双方当时就签下了1.2万吨的合同。因为盐的质量很好，第二年又签了2万吨。

当时齐化资金也很紧张，袁洪仁就与对方的领导沟通说：“我们有盐，你们有汽油、柴油，我们可以相互抵账。我每年需要400多吨汽柴油，到时算账，可互补差额。”

这也是抹账的一种方式，但这是公平的，没有私利的，是为企业发展的。以这种方式，复州湾盐场还与其他客户进行过互抵，用盐与沈化换取塑料薄膜，与鞍钢换取钢材，与林业换取木材等。

1995年，是复州湾盐场最困难一年。现任盐化集团财务部部长的董大波，说起那时的难处，直叹气：“那一年我在盐场财务部工作。记得十分清楚，全年12个月，盐场有11个月是从银行贷款给职工开工资。好在我们信誉好，以信誉来贷款。员工的药费票子多得能用麻袋装，就是报销不了。那时盐场每年需要的原材料费少说上千万元，可只给供应处20万，最急需的时候，是员工自己掏腰包垫上钱。每个月回款的几百万，只够还银行的利息。”

“那时盐场在外面小气是出名的。没有钱所以什么钱都不能花，处处都要勒紧裤腰带。也许正是因为我们小气，处处节俭，没有乱来，盐场才能保住。全省六大盐场，现在只剩下我们一家。”董大波说话直来直去，他也是一个“盐二代”。

企业面对困难，袁洪仁这届班子也一直没放弃企业机制改革工作。在机构和人事制度改革上，本着精干、高效、统一的原则，平等竞争的原则，民主集中的原则，从实际出发能上能下原则和妥善安置原则，重组机关大本营，由原来的30个部门减少到19个部门，人数由原来的313人减少到192人。这就意味着有11个部门的主要领导失去了领导岗位，有100多名的干部岗位没有了。这样大的变动，触犯了多少人的切身利益，要有多少后续工作需要做。

袁洪仁家的狗被下了药，家里的玻璃多次被打碎，恐吓电话天天有，写条子说情者更是多。经济上的艰难，改革中的阻力，他真是又苦、又难、又累！当时是什么样的滋味，什么样的心情，只有他自己知道。可他是班子的带头人，大家都看着他，自己要是倒下了，认怂了，别人还怎么办？

这些还好办，给家人带来难处是他最不忍心看到的。

1997年国庆节的前夕，袁洪仁正与二分场、金城化工厂的两位领导在家里研究工作，突然听见二楼传出了响声。三人应声赶到二楼，看见妻子正与一名中年男子厮打，妻子已吓得脸色苍白，言语不清。三人上前制服了中年男子，一看吃了一惊，这名中年男子竟是盐场的一名员工。

原来，这名员工是来盐场接班的。但接班后就一直没上班，以休病假为名，吃着空饷，变成了半个“社会人”。企业改革整顿劳动纪律后，要求他上班，如果要继续休息，必须要提交病假诊断书。他只好上班，但上班后，私自把一个养水圈变成了养虾圈。分场领导不敢得罪他，只好听之任之。袁洪仁知道此事后，要求他在一个月时间内归还养水圈，所以他心怀不满，从袁家二楼的阳台进入室内，伺机报复，却被袁洪仁妻子发现了。

事情过后，入室者受到法律的制裁，可袁洪仁的妻子却因惊吓过度，导致夜不能寐。

精简岗位的时候，有些人给袁洪仁家里送礼，但他早就告诉过妻子，一分钱、一盒烟也不能收，要是收了，工作就没法干了。所以有时来人，哪怕一条烟，他的妻子也要撵出门再塞给人家手里。

采访袁洪仁时，一讲到妻子，他两眼十分茫然，唉声连连。“我这辈子最对不起的就是我妻子，当了半辈子的领导，没给她带来快乐幸福，却给她带来很多痛苦。你看这房子不像个房子，屋子不像个屋子。”袁洪仁的家，在大连一个普通小区里，大约是20世纪90年代的房子。房子在五楼，没有电梯，两室一厅的结构，总面积不足70平方米，客厅还是个半暗厅，在阴面。上了年纪，袁洪仁的眼睛已经看不清眼前的人，但听力很好。每天下楼活动，都要老伴陪着他。他的退休金每月只有1700多元。但他没有抱怨什么，只是说：“理解，那时就是这样。好在盐场让我们那些老伙伴们保住了。”看到他居住的环境，听他讲述复州湾盐场的过去，让人心里一阵酸楚。这就是复盐人精神的一种传承吗？

走向历史的十字路口

一场大雪，覆盖了复州河两岸的大地，盐池里却雾气弥漫。当太阳升起，大雾慢慢散去。雪封锁住了坝埂，封锁住了道路，却不忍心封锁平静如初的盐池。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组建大公司、大集团，实施现代企业制度成为国有企业的改革发展方向。

一次市里召开工业座谈会，会议结束后，市经委领导把大连大化集团主要负责人和复州湾盐场的主要负责人袁洪仁留了下来商讨工作。当时国内已有盐场与碱厂合并的先例，所以市里也开始探讨两家合并之事。

谈的时间很长，也涉及了一些细节问题。正是盐场最困难时期，员工工资靠贷款开、药票子都报不了，所以袁洪仁有些动心。他不关心自己的职位，只关心职工待遇和盐场的未来。三个方面最吸引他：一个是保证按月给员工开工资，三年内与大化职工享受一样待遇；一个是盐场生产的原材料全部供应；一个是盐场的正职要变成副职，副职变成中层干部。只要前两条能够实现，后一条就无所谓了。袁洪仁知道，这只是他的想法，最后还是要听盐场干部和员工们的意见。

但是，还没等他与场领导班子商讨研究，没等他向盐务局领导汇报呢，盐务局已经得到了消息，盐务局领导立即把袁洪仁叫到局里一顿批评。那时，复州湾盐场的各项指标占盐务局效益的一半，一旦改革，盐务局将被大大削弱。局领导找到主管盐业的副市长说明观点，就是不同意盐场“出走”。也许那时市经委领导只是探讨，未与主管的副市长汇报。那位副市长当即与市经委沟通，说“复盐是盐务局一半的家底，拿走了，盐务局不黄了吗！这事缓办吧！”合并之事也就停下了。

1995年10月，国家发改委在山东召开全国盐业工作会议。会上把山东盐场与山东潍坊碱厂合并之事作为一个成功案例推广。会后，发改委又找来大连化工集团、复州湾盐场主要负责人探讨两家合并的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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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次大连市盐务局主动找到袁洪仁，说“大化与盐场的合并，可以进行了，市委、市政府的领导决心大，文件马上就下来”。

这是大势所趋。大连市政府提出了在大连地区组建10个大的企业集团的总体构想，其中就包括以大化为核心的化工集团。市政府在组建化工集团的构想中，考虑到复盐和大化曾有过联合探讨和多年供求关系等方面的实际情况，进行了积极的协调。为此次合并，复州湾盐场多次召开会议，分析形势，统一思想，并广泛征求干部、员工的意见，在取得多数职工支持后，又进行许多准备和沟通。

1995年11月29日，大连复州湾盐场第二十届职工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召开。来自全场各条战线的388名职工代表听取、审议并通过了题为《抓住机遇 迎接挑战 以新的姿态加入大连化工集团》的报告。

从此，大连复州湾盐场正式加入大连化工集团，并作为独立法人，自负盈亏。

加入大连化工集团后，盐场还在干部员工中进行了一次发挥集团优势的大讨论。通过讨论，干部员工们意识到，加入大化集团，是为适应国家“九五”期间实施大集团战略的需要，是实现企业间优势互补的需要，可以加快企业调整产品结构步伐，扩大盐化工的生产规模，为海盐产品提供比较稳固的销售市场。

加入大化不久，一次工作会议上，集团主要领导在会上说了一句 “这个月给盐场职工发工资”。《复盐职工报》的一名记者马上写了篇新闻稿，“可发不可发。”主编当时就决定：“发，这是好事。”当时场里两个月没发工资了，这个消息一定使职工们振奋；而且消息发出去，员工们都知道了，领导说的话就既成了事实。可当时场财务部门建议暂时不发稿，因他们最知道实情，集团还没拨一分钱到盐场。主编却说：“发，要负责任，那就我负，要检讨我去检讨。”

消息发出后，员工们都很振奋，停了两个月的工资终于有了着落。月末的时候，员工们果真领到了工资。

从历史的角度看，盐场加入大化后，在最初的几年里得到了集团一定的支持和帮助，仅开工资一项，就解决了一个大问题。但大化欠盐场的产品款1.2亿却一分没还。

历史不会重演，经济秩序也不是这么简单的排列。用复盐人的话说，这一时期很重要，这一时期又不十分重要。因为无论加入大化与否，复盐人始终没有停止前进的脚步，没有停止奋斗，没有失去前进的信念。

历史铭记

1996年初，大连市政府为联合、兼并、搬迁改造企业制定一项特殊优惠政策，允许这些企业办理职工一次性提前退休事宜。复州湾盐场作为大化集团的一员，也是这项利企利民政策的受惠者。

这一年，700余名适龄职工告别了他们奋斗了几十年的工作岗位，告别了朝夕相伴的盐场，踏上了归途。

这次提前退休减员，不是根据企业员工的工作能力和表现决定的，不是去劣存优，而是以年龄为界限进行的“一刀切”，这样就造成各企业中出现劳动力分布不均衡的状况。场领导意识这个问题后，进行了劳动力分布调整，进一步优化了企业的人力、物力、财力等资源的配置。

随后，中层以下干部实行竞争上岗，实现干部选任由过去的“相马”式机制向“赛马”式机制转变，极大调动了干部员工的工作热情。 

1998年3月31日，复州湾盐场组建了运销公司，新公司的出现，标志着复州湾盐场观念的转变。运销公司的组建，形成了一个以市场为导向的经营网络体系，负责全场产品物资集运、海盐收购与销售、货款回笼、市场开发、售后服务等工作。组建运销公司，是复州湾盐场企业经营思想从运销观到营销观的一次变革。 运销观是以生产为中心，产什么样的盐就运什么样的盐，销什么盐；而营销观是企业围着市场转，市场需要什么样的盐，我们就销售什么样的盐，就是说制盐单位就应该产什么样的盐。

这一观念的转变，对盐场日后的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1998年，这是复盐人又一个不能忘记的年份。这一年的6月15日，场部下发了《大连复州湾盐场经济性裁员方案》，这个方案是经盐场第二十届二次职工代表大会通过的。

经济性裁员，就是对员工有补偿性的裁员。它的裁员对象是距法定退休年龄5年以内的职工，即年满55岁的男职工、年满50岁的女干部、年满45岁的女职工，均从岗位剥离下来。

被剥离下岗的职工，可以去大连市再就业服务中心托管，可以办理停薪留职，可以直接转为失业，也可实行工龄买断，不同的选择有不同的待遇。在当时的复州湾盐场，一部分职工对盐场前景并不看好，有这样一个选择，也算是一种出路，但很多职工从心里还是不想离开的。

当时负责劳资工作、现为盐化集团总经理助理的迟伟，讲述了当时一些情况。

因为有些职工不了解实际情况，不愿离开的职工就把气发在了劳资部门的身上。当时迟伟是劳资处负责人，具体负责这项工作，满意的、不满意的都直接找他。

那时他每天工作到很晚，特忙的时候连家也不能回。有一天，半夜12点多，有个老职工给他打电话，说不想离岗，一口认定下不下岗就是迟伟的事，让迟伟给他想办法。

第二天晚上，迟伟在场里加班，此人去他家敲门，家里人吓得不敢开门，邻居出来给解了围。

那一段时间，迟伟的家属提心吊胆。好在这次裁员工作时间不长，一个月内就完成了。1998年9月，1000多名经济性裁员员工陆续离开了盐场。

当时，省、市财政和盐场筹集了近8000万的资金，用于补偿这些员工，积压近10年的医药费也同时给予报销。当时盐场分3个点进行工作。在当时的二分场、五岛化工厂及六分场，设置办理手续和补偿发放点。因为钱数太多，每辆装款车都由公安干警持枪押送。用一周时间，就把1000多人的裁员手续和补偿事宜全部办完。

职工们走了，真的是恋恋不舍，有的职工到他们曾经工作的盐池边照相留念。

无论是先前的提前退休减员，还是这次的经济性裁员及大集体企业员工破产分流，盐场的员工们都是在牺牲自己、保全企业。没有这几批总数达3000多人的离去，盐场可能会支撑不下来，更谈不上发展。“减员红利”使百年盐场增添了生机，焕发了活力，轻装上阵。

岁月不居，盐田茫茫。谁能忘得了那流火的日子！

袁洪仁的这届领导班子，经历了艰难困苦，吃尽了苦辣酸痛，几经曲折，节俭生存，最后把复州湾盐场交到了下一届班子的手里。

功过是非，历史自有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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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春风吹又绿

这个季节 / 一个又一个沉甸甸湿漉漉的日子 / 自你 / 黑的脊背上无言地滑落 / 完成一种洁白的过程 / 野性的风已经远去 / 醉醺醺的阳光 / 在另一片蔚蓝的天空 / 分娩出 / 一千个一万个一亿个咸涩的太阳 / 你是故土和异乡之间一株挺茂的相思树 / 村庄与炊烟 / 是你永远思念的亲切纯朴的风景 / 就这样默默地 / 在第二个故乡四四方方的蓝色田园 / 耕种一片叫作盐的食粮

——《复盐人·海滩歌手》

开局之难

三棱山下，初春的风把这里覆盖一冬的积雪，吹得如小溪一样，静静地流淌着。池埂边一些鸭子已闻到了春的味道，一边“嘎嘎嘎”地叫，一边往池子飞奔着。池边两侧的田野里，嫩绿的草芽也伸直了腰身，像在问候春的到来。

这是复州湾盐场一个新的春天。

1999年3月19日，以王德宽为首的新一届领导班子接过了接力棒，开始新一轮复盐人打拼的岁月。

这时的盐场仍处在前所未有的困难时期：海盐已经连续10多年产大于销，盐价仍在下跌，虽然能够销售出去，货款回收却是相当困难；资金十分紧张，缺乏现金采购原材料；加之历史原因，煤贩子、盐贩子、各种材料贩子都乘虚而入，想高价将煤炭及各种原材料倒进，利用抹账的形式转手低价将盐及盐化工产品倒出，他们从中渔利，让企业利益受损。

当时，企业运营十分艰难，工人工资不能及时发放，奖金、医药费、取暖费、降温费等长期拖欠，人心涣散、人浮于事的现象随处可见。那时，员工称为“三座大山”的历史包袱，压在复盐人的身上。一是怀抱的两个“大集体”已经濒临倒闭，近1700名大集体员工长达22个月发不出工资；二是两个化工厂连年亏损，每年亏损达七八百万元；三是作为国家“七五”期间重点技改项目的南海工程下马，企业更是债务累累。

复州湾盐场，一个经历一百多年沧桑的老牌企业，一个为共和国盐化工事业做出巨大贡献的国营企业，谁能想到已经到了生死边缘。面对种种压力，以王德宽为班长的新任领导班子以对历史、对未来、对企业、对员工高度负责任的态度，不畏艰险、迎难而上，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展开工作。

上任的第一天，召开了盐场班组长以上员工大会，王德宽代表班子成员，向职工们做出四项保证：一定要把生产搞上去，一定要把销售搞上去，一定要把历史问题解决好，一定要把员工生活搞上去。

向员工们做出保证，也对全场领导干部提出“四个要有”的要求：要有不服输的精神，要有领先一步的信心和志气，要有说干就干、干就干好的自我要求，要有创造一流精神和物质财富的强烈愿望。

王德宽最后说道：“有人说，辽宁6个盐场，如果有倒下的，第一个就是复州湾盐场。我在这里说，要是倒下，我们复州湾盐场也要最后一个倒下！”

王德宽的一席话让员工们十分振奋，赢得阵阵掌声。这掌声，是激励，更是希望。

王德宽入场比较早，1979年接父亲的班来盐场工作。他来盐场之前，已经是大队民兵连长、治保主任，是党员。年龄不大，却有此经历，盐场领导很看重他，就安排他当了党委秘书。他后来进入党校学习，获得学历后，曾任党办副主任、宣传部长等职务。35岁时就当了盐场党委副书记，当场长这一年，他才44岁。他个头不高，但眼睛十分明亮，说话逻辑性强，给人一种威严的感觉。

会议开了，很鼓劲，也很振奋。但摆在王德宽面前的第一件事，就是如何解决员工发工资的问题。对员工们来说，最实际的就是开工资，两个月没发工资，你王德宽讲得再好也不如把工资发到员工手里。

当天下午，王德宽打出了两通求援电话。第一个电话，他打给了吉林省盐务局局长黄春佳。

王德宽用办公室的座机打出去的，目的是让对方知道电话是哪里打来的。第一遍电话打过去后没有人接。隔了十几分钟，他又把电话打过去。这次对方接通了电话。

王德宽马上说：“喂，你好，是黄局长吗？”

对方回答说：“你是哪位呀？”

王德宽开门见山，自我介绍：“我是复州湾盐场第一天上任的盐场场长，盐场原来的副书记，叫王德宽。”

对方马上回答说：“第一天当场长就给我打电话，先谢谢你王场长。”

王德宽急忙说：“先别谢我，局长，我有困难求你帮助，有件应急的事情，请局里支持一下。”

对方笑着说：“嗬，上班第一天就有事求人，说吧什么事情，看我能不能帮上你。”

于是，王德宽把盐场的困境及要借钱给员工发工资的事情说了一遍。听完后，黄局长问：“我们不欠你们盐场钱吧？”

王德宽马上回答说：“不欠不欠，要是欠了，我就不说求你了。局长，听说你是个热心人，希望你能帮我一下，这是我办公室的座机号，你不用先急着回答我，想好了告诉我一下就行，能帮我十分感激局长，帮不了我也非常理解。”黄局长问了句：“怎么担保呢？”王德宽十分坚定地回说：“我只有用人格担保！”那边又问了句：“你库里有存盐吗？”王德宽回答说：“就是有盐，有100多万吨吧。”

电话放下后，王德宽忐忑不安地等待着。

一个小时后，办公桌上的电话终于响了，是黄局长打来的。

黄局长说：“我简单了解了下，你们盐场是东北地区最大的盐场，很有实力，怎么工资都发不出来了呢？和局里相关同志也沟通了下，同意帮助你们渡过这个难关，借钱给你啦！但满足不了你全部要求，只能借你200万，赶快派人办手续吧。”电话这边，王德宽不知说什么好，只是一个劲儿激动地说：“局长，太感谢了，太谢谢你了！”三天后，这笔款如期到了盐场的账面上。自此，复州湾盐场与吉林省盐务局成了最优质的合作伙伴，黄春佳和王德宽也成了一生最信赖的朋友。

200万落实了，可开工资需要近400万，王德宽又打出了第二通电话。这次他是打给早就熟悉的沈阳化工厂的梁总。

电话接通后，王德宽报了自己的姓名，对方却说“早就知道你了”。王德宽说：“老大哥，我这是刚当场长第一天，有难处请求国企大哥帮忙。”王德宽又把给职工借钱开工资的事说了一遍。

王德宽最后说：“老大哥，就算你提前给我预支货款吧，帮我们渡过这次难关。我们这届班子成员也不能上任第一个月就欠员工的工资吧。”

沈化是盐场的优质客户，每年需20万吨盐做原料，梁总也知道盐场的实力和复盐人的品格。于是，他很爽快地就答应了借钱的事。

放下电话，一颗悬着的心总算落地了。

新领导班子上任后的第一个月，职工按时开了工资，这给职工们增强了信心，也给干部们增加了动力，全场气势大振。

接下来，新班子成员大刀阔斧改革，内抓管理，外塑形象，力争在短时期内改变企业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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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复盐的主要材料供应都是外面供给，仅原煤一项，每年就需要4万多吨，开销近千万元，这意味着20%的利润落在了别人的手里。王德宽想改变这种现象。一次班子会议上王德宽提出盐场的主要原材料今后都要自己采购的建议，得到大家的同意。

会议之后，他把化工厂的负责人找到办公室，问：“和供应煤炭的客户合同还有多长时间到期？”

负责人说：“还一个月就到期了，正想汇报呢，还继续签吗？”

王德宽说：“正好，合同到期就不用再签了。你与煤矿的人熟悉吗？”

负责人说：“不熟悉，没见过。”王德宽笑了：“咱们每年用煤4万多吨，自己怎么就不能与煤矿的人联系上。你告诉供煤商，合同到期后就不再签，煤我们自己解决。”

这个决定对煤贩子来说，是一个最不好的消息。王德宽等于把人家的财路堵死了。俗话说：“堵财路成仇人。”

在盐场最艰难的日子里，能真心帮助盐场的人，复盐人是不会忘记的。可事实并非如此。一段时间，盐场的确没钱买煤，可人家有办法，能从银行贷款，款贷出来但不入盐场账户，直接被供煤商拿走抵煤款。供的煤卡数不足、斤数不够经常发生；以次充好，少斤短两更是常态。那时，盐场不但有煤贩子、有盐贩子，还有其他贩子。不停止这些贩子们对盐场的侵蚀，盐场就难以生存，更谈不上发展，基于这个前提王德宽才和班子成员们下决心改变这种的状况。

他也清楚，这样做一定会惹来许多麻烦，如果怕这些还接这副担子做什么！

一天中午刚吃完饭，回到办公室还没等坐下，电话响了。电话那边说：“你是王德宽呵，你挡人家财路了，你要小心，钱又不是你家的，浪费点你心疼啥。小心你的安全啊！”还没等王德宽说话，那边就放下了电话。

第三天，他又收到一封恐吓信。信中说，“你家孩子在哪个学校上学、回家走哪条路我们都知道，你老婆在哪工作我们也知道，你不担心他们的安全吗？为了公家的事，你值得吗？”

一个月后的一个早晨，家里的一条狗被药死在院子里，旁边还有两个没有吃完的馒头。而在房子的墙角处，还摆放一个自制的小型炸药包。见到这些，妻子吓得直哭，浑身发抖。

那天晚上，妻子做了四五个菜，还备了酒。王德宽回来后，惊诧地问：“今天什么日子，弄这么多好吃的。” 

妻子平静地笑了一下说：“德宽，结婚到现在，我从来没求过你，今天是想求你一件事。”

王德宽“嘿”的一声笑了：“什么事，闹这么大排场？”

妻子直接说：“我求你别当这个场长了，我不求大富大贵，只求平平安安地过日子。再这样下去，家都没了，孩子们会有危险，你更有危险。”说着，妻子就掉下了眼泪。坐在桌边，王德宽没有说话，在家他从不喝酒，今天，他将杯子里的酒一口喝了下去。他理解妻子，她是被吓坏了，是真的不想让他当场长了。可是能就这么退缩吗，能被吓住吗？几千双眼睛在看着他呢，几千个家庭在指望着他呢！

这些恐吓最终都没有动摇王德宽的决心。

王德宽和班子成员顶着巨大压力，成功切断了煤贩子、盐贩子及各种材料贩子伸进企业的黑手。当年，仅两个化工厂，年用煤量由过去的4万吨减少到2万吨，节省资金几百万。从这一年起，盐场所有主要原材料都集中起来采购，不仅维护了企业和职工利益，还净化了企业经营环境。

企业内部一系列改革措施也陆续出台。打破了以往的“铁工资”制度，以岗位工资和计效工资为主；对完不成任务，质量不达标的二级场的干部员工，实行最低工资制，只发给129元的生活费。一段时间，七、八分场产量不足、产品质量不好，连分场主要领导每月也只发129元的生活费。自己少挣可以，员工们少挣领导们着急了，有的急得住院打针，带病请求给他们的员工开满工资。制度就是制度，盐场没有开这个口子。压力变动力，换来的是这两个分场产量增加和产品质量的提高，最后工业用盐客户沈化和吉化都给予免检。

产量增加、产品质量提高，复州湾盐场迈出了第一步。有盐还要卖出去，压在库里是变不成钱的。当时市场依然竞争激烈，销售是重要环节。为此盐场领导班子调整销售队伍，增加力量，让有工作能力的副场长韩行林主抓销售工作，同时为销售部门配备了5位副处长，分别负责辽东、辽西、吉林、黑龙江等地区的销售工作，提出以销售为龙头、生产为销售服务的新理念，奋斗目标是月月回款1000万、食盐年总销售20万吨。

一个不敢当将军的士兵永远当不了将军。在当时的背景下，定这么高的目标，是一种激励、一种希望。但后来，这个目标真的实现了。

困难仍存在，节俭更需要。一分钱掰两半花，就连空调和长途电话都限制使用。

2001年秋天，复州湾盐场在桂林召开食盐订货会，组织黑龙江、吉林及辽宁省的47位各单位负责人参加。盐场被指派参加会议的工作人员很高兴，以为可以借这个机会游览一下桂林，没想到，会议结束后，一刻都没停，盐场的领导和工作人员就集体返程了。都说“桂林山水甲天下”，可员工们连景区的一座山头也没看到。飞机到达上海后，要等一天后才有机票回大连。当时有人向王德宽提议正好借这个机会去苏州玩一次，火车票才6元钱，一个多小时路程，而且大多数人都没去过。

参会职工以为这个提议场长会答应他们。没想到，王德宽当时就否决了：“不行，自己出钱也不行！知道的是没票了，不知道的还以为去旅游呢！场子什么情况你们不知道吗？6元钱就少吗，住不住、吃不吃？哪不得花钱，加一起就多了。大家好好努力，等盐场情况好转，让你们出国去开开眼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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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分钱憋倒英雄汉。差几百万给职工开工资的困难有过，差几十元住宿难的时候也有过。一次，王德宽去外地开会，加上司机一共4个人，住宿时，随行人员要给王德宽单开房间，无论从级别还是从工作方便的角度都是合理的。两天的会议，只住一个晚上，但交钱时一算账，开两个房间差了几十元钱。那时场里规定，出差要先自行垫付，回来再按规定报销。随行人员很为难，王德宽笑了：“这么简单的事，看我干什么呀，开一个四人间不就行了嘛。”

盐场要欠款，最难的时候，一个处长带两个销售人员在外跑了19天一分没要到。又过了3天，要到了钱，但只够他们三人的往返路费钱。

韩行林回忆那段时光，不停地摇头，嘴里一直说：“太难忘了，太难了。”

锦西化工厂是国家特大型企业，那一年欠盐场400万的货款。4月初的时候，催回来100万，但到了4月下旬余款还没有回来。韩行林带一名销售人员前往锦西化工。

厂子太大，级别太高，又正赶上锦西化工厂的供销处长休年假不在，工厂的领导对催款的人也避而不见。4月27日那天，王德宽打电话问他：“韩场长，款要到了吗？”他回答说：“人都没见到呢，上哪要到款。”王德宽说：“没要到款，今天你就别回来了。”他知道是句玩笑话，可还是刺激到了他。当天他果然没有回盐场，而是住下了。

第二天起床去吃饭时，房间的门忘记上锁，回来时，手包里的2000元现金也没了。一股火上来，脾气也来了，也不等通报和沟通，他直接就闯进了锦西化工厂总经理的办公室。

总经理问：“你找谁？”韩行林回答：“找你呀，老总。”他自我介绍说：“我是大连复州湾盐场的。我来7天了，可你不见我。”

老总一听，满脸笑容，忙说：“对不起呀，这两天工作太忙了。”

韩行林接着说：“我就直说了，你们生产急用原料时找我们，场里一下就发给你们1万多吨盐，可现在来要款，你们连面也不见，够意思吗？”

老总递过一杯水，说：“哪能不见，事情太多。还差多少？”韩行林说：“还差300多万。”

老总又说：“你也理解一下，我们资金也很紧张，先给你150万吧。余下的我们下月再给你们。可以不？”能拿到这个数，也不算无功而返。

回到盐场，韩行林没有对场子说起丢钱的事，场子困难，他不想给领导添麻烦。只是同去的销售人员觉得应该向领导汇报。盐场这才知道丢钱的事，要回这么多钱，就算奖励也应该给补上。盐场以奖励的方式给他补了2000元钱。

王德宽开玩笑说了句：“老韩，你没吃亏吧？”

韩行林笑声更大，说：“没吃亏，也更感谢你当时将了我一军。”

破产吧

在市场经济大背景下，整个盐业都不景气。到2001年的时候，辽宁的6个国有盐场只剩下一个半，因营口还有一半是国营，其他的基本都倒闭了。大连地区的皮子窝盐场、金州盐场、旅顺盐场先后破产倒闭，只有复州湾盐场还在艰难中生存，干部、员工都在艰苦中坚守着。

面对这种情况，大连市政府一位主管领导找到王德宽，与他探讨盐场的未来走向。

老领导说：“面对化工产业的形势，盐业一时难有回暖的迹象，你考虑一下，是否直接走其他盐场的路子，那也是一个方向，对你、对员工都是一种选择。领导们理解你，你再有能力，也扭转不了市场。”领导说得十分诚恳。

这位老领导对大连的盐业十分了解，对王德宽的工作能力也十分欣赏，但他不了解此时王德宽的心情。

听完老领导的话，王德宽平静了一下心情，十分认真地对老领导说：“老领导，我知道你是为我好。我是‘盐二代’，是喝盐水长大的。一代一代的盐业人在那块土地上工作生活了一百多年，怎么可以毁在我的手上。那样，我怎么对得起祖宗，怎么能对得起员工啊！”

老领导说：“现在我能理解你，可你有多难啊！”

王德宽十分焦急，他知道，这事要是市政府已经决定了，他再说也没有用。忙说：“老领导，我知道你关心我、关心我们盐场，如果政府还没定，请你再给我两年时间，如果两年后还是这样，仍然救不活盐场，政府想怎么处理都可以。”

老领导喝了一口水，又给王德宽的杯子添了些水，然后平和地说：“德宽，你真是个好干部啊！”老领导的话语意深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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